回复刘武波之“本案吴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田银行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6:21:47 浏览:8069
来源:法律资料网
回复刘武波之“本案吴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
原文：
本案吴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
刘武波
案情：1998年3月，吴某经人介绍与张某相识后恋爱，同年12月，双方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初，双方感情尚可，但1999年吴某生育一女孩后，双方为了孩子问题经常发生争吵。2000年9月，在一次激烈争吵后，吴某赌气离家外出打工。后结识男青年刘某，双方产生感情，并于2002年同居，2003年3月生育一子取名刘天。2004年3月，吴某返乡要求与张某离婚。张某得知吴某在外与人同居生子后，非常愤怒，于3月30日以吴某犯重婚罪为由向当地法院起诉。
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吴某在未与其合法丈夫张某解除婚姻的情况下，又在外与他人同居生子，已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应依法追究吴某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在其婚姻存续期间虽与他人同居生子，但并未以夫妻名义同居，也未办理婚姻登记，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不构成重婚罪，应依法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构成重婚罪在客观上必须有重婚行为，即（1）已经结婚的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这种结婚可以是通过不法手段取得了合法手续登记结婚或者虽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但正式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2）没有配偶的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由上述分析可知，妻子跑到外地与他人同居生子，如果其与同居人是以夫妻关系正式生活的，属于事实婚姻，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如果其仅是与同居人共同生活，并非对外声明是夫妻关系，则属非法同居，虽然是不道德的，但不构成重婚罪。
本案中吴某与张某为合法夫妻关系。吴某虽然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刘某同居生子，但对外并未声称是夫妻关系，也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依据上述分析仅为非法同居，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求。因此，对吴某不能以重婚罪定罪处刑。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刘武波
回复：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但觉得其理由不能使人信服，所以补充说明之。
要想处理好本案例，关键是明确事实婚姻与非法同居的区别及界限。非法同居既可以是有配偶的人与有配偶或无配偶的他人同居，也可以是双方都是无配偶的人同居。前者事实是一种长期与他人的婚外性行为，如果不以夫妻名义，属于一般姘居行为，不构成重婚罪，如果是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成立事实婚姻的，可构成重婚罪。后者，一般不属于婚姻法调整的范围，如果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成立事实婚姻的，可令其补办结婚登记手续，不构成重婚罪。
重婚罪有两种情况：证件重婚和事实重婚。本案例不存在证件重婚的可能，在此不予讨论。本案的关键是确定吴某从2002年与刘某同居到2003年3月生育一子取名刘天，2004年3月，吴某返乡要求与张某离婚这一段时间内，吴某和刘某的关系如何认定。
上述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在其婚姻存续期间虽与他人同居生子，但并未以夫妻名义同居，也未办理婚姻登记，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不构成重婚罪。理由是吴某虽然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刘某同居生子，但对外并未声称是夫妻关系，也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依据上述分析仅为非法同居，不是事实婚姻。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的最明显区别：是否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那么如何认定夫妻名义呢？或者说怎样才算是以夫妻名义？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是以本人对外明确表示二人系夫妻关系还是二人周围的人认为二人是夫妻关系为认定的标准？如果是前者，那要求对谁明确表示？要回答上述问题，先要看重婚罪是侵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同时又是一种明显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妨害风化的犯罪。从案情来看，吴某从2002年与刘某同居到2003年3月生育一子取名刘天这段时间，由于对外并未声称是夫妻关系，还不好认定以夫妻名义生活；那么从2003年3月生育一子取名刘天，2004年3月，吴某返乡要求与张某离婚这一段时间内，吴某和刘某的关系如何认定？作为刘天的亲生父母的吴某，刘某对二人的关系任何称呼？在二人周围的人又是如何认为二人的关系的？按照大众的观点理解二人就是夫妻关系。不能仅仅因为二人没对外明确表示二人系夫妻关系而否定二人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因为合法的婚姻对外可产生合法婚姻的一切效果，如夫妻关系的确立，长期同居生活的权利义务，据以申请计划生育指标，等等。如果仅仅以二人没对外明确表示二人系夫妻关系而否定二人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则会放纵犯罪，不利于保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与社会主义道德相悖，伤害社会大众对一夫一妻制认同的情感。
总之，吴某与刘某是事实婚姻，吴某构成重婚罪。
四川大学2003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田银行
2004－5－19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曹培忠1，周艳波2
论文摘要：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 自由贸易 双重性
一， 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 of developed and rich 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 states' profit only)”4。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和WTO技术标准协议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趋势:5 (1) 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成为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因此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6(2)国际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是指关税以外的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其中主要包括对进口产品数量的限制,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等和贸易技术壁垒(3)贸易技术壁垒的核心是标准,贸易技术壁垒主要通过产品技术标准和制定技术法规，以及检验产品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法规的合格评定程序来实现，其核心是技术标准。 当今世界技术标准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是: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多，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与预防协议（SPM）、《ＴＢＴ协定》中，人为设置障碍，这已经成为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组成部分。7
1993年,关贸总协定历经七年艰苦谈判，达成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WTO。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的宗旨是限制贸易技术壁垒，要求尽可能采用统一的国际标准。但是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并不对称。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驱直入，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些标准则可以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口的铜墙铁壁。8 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密不可分,技术标准与技术专利捆绑现象屡见不鲜。9
三，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
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 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10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 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11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不仅严重损伤自由贸易,而且一旦纠纷出现,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U）缺陷是程序繁杂，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纠纷解决，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之便，拖延时间，采取实用主义，让对方失去机遇和市场.首先，诉讼成本较高，须聘请精明强干的法学者，了解WTO的规则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的期望进行预测，其次，诉讼时间长，在GATT历史上，有的争端解决拖延时间长达5年.最后，即使胜诉，在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时，发展中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难以抵偿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尽快建立快速争端解决机制（rapid disputes of resolution of mechanism）12
四, 我国科技标准化概述
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标准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产品占领农业国际市场，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加强标准化建设对我国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目前,我国技术标准与国外具有明显差距并且技术标准水平落后，在采用国际标准方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4在高技术产业领域，除了在中文编码、VCD和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有少量标准被纳入国际标准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外提出的标准，受制于人。另外,技术标准制定与科学研究脱节。15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中国政府在中承诺按照国际惯例，开放市场，增强透明度，公布技术标准,中国应自加入时起，使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符合《ＴＢＴ协定》。为改变我国频遭贸易技术壁垒限制，16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受害大国局面,当前条件下,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应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找出WTO的TBT 和现行的标准化的差距,集中整治，解决突出问题；第二， 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工作；第三，入世条件下实施标准化建设战略,建设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第四，在入世条件下政府应加强立法和执法监督,淡化政府干预职能并加强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研究。
五，结论：
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自由贸易的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 "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 Human and health, exhaustive natural 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标准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7，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加强技术标准工作，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1]WTO,, [R],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mis_e/10m00_e.htm [2]刘笋，《国际贸易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3]周道许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金融》[M]，时事国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4]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M]编辑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经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5]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6]邵津主编，《国际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7]，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J]. 1947.
摘要：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的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安乐死特别是积极安乐死行为，虽然已满足犯罪构成，但由于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据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应排除在犯罪之外。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阻却违法事由、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我国第一起正式诉诸法律的“安乐死案件”在陕西汉中发生以来，安乐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86年6月28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蒲连升，应患者的儿子王明成的要求，指示他人为因患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注射了75mg的”冬眠灵”，并指示他人于当日下午再注射一针（100m1)。6月29日凌晨5时，夏素文死亡。1986年9月20日，蒲连升和王明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1991年4月6日，二被告人均被法院宣判无罪。二被告人对法院宣告他们无罪表示基本满意，但对判决书中认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出抗诉。1992年3月25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①。
本案被告人为患者实施无痛苦药物注射，并致患者死亡，属于主动安乐死，对于的法官来说，若定故意杀人罪，于情不忍；若不定故意杀人罪，则于法无据。于是法官用《刑法》第11条(1997年刑法典则为13条)的规定，笼统地认为本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反映出了法官“无奈”的智慧。客观地讲，由于安乐死的问题十分复杂，我国《刑法》对此未作规定，因此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乃至处理之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案虽然是公开起诉和审判的国内第一起安乐死案件，承办法院以较为狡猾的方式回避了本案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刑事判例上对于安乐死给予定性，此种判决不仅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冲击，而且也未对今后的安乐死案件提供参照标准。
安乐死，也称安乐术、尊严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治愈无望或者处于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挣扎之中的濒临死亡病人，在其本人殷切明白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病人的死亡时间，使其平静安乐死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或免除病人死亡前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如果病人丧失表达能力或意志的，可以由家属代为提出。安乐死在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受托杀人的行为，所谓受托杀人是指行为人接受他人的委托而将他人杀死，相当于帮助他人自杀②，帮助他人自杀在刑法上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安乐死实施的措施不同，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即主动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即被动安乐死)，前者是指采取措施加速病患者的死亡时间，使其安然死去，如注射药物；后者是指通过停止或撤消维持和延续患者生命的措施，使病人能自然死去，如关闭人工呼吸机。
目前，认可消极安乐死的合理存在，并认为实施者不构成犯罪，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对积极安乐死的定性仍存在分歧和不同。虽然人的生命进程不一定一样，但死亡终归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在允许死亡的被动安乐死形式中，死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病人体内机能的自然退化，基本上是病人生命进程的自然结果，人们在伦理上是愿意接受的，而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形下，涉及外部行为的主动介入，是这一来自外部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死亡的结果，人们态度不一，各国刑事司法当局一般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策，不像对其他犯罪那样积极主动的干预，这是一种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即使是少数引起司法当局关注，也会找各种理由给它开脱罪责或者从轻发落。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安乐死都是以病人的死亡为前提，加速死亡和放任死亡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行为，就像对于战场上伤势严重、抢救无效的重伤员来讲，放弃抢救和加速死亡之间很难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应当以法律形式禁止主动安乐死，而允许被动安乐死，这不利于安乐死的利用。
二、世界各国安乐死的立法历程
综观各国安乐死立法，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37年，美国涅布拉斯加州提出了安乐死法案，波特尔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协会。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 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底，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死”的权利③，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东京宣言”。截止1986年，美国已有38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正式通过“生命遗嘱法规”。
荷兰在2001年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比利时紧随其后也规定医生能够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日前，瑞士最高法院颁布了一份判决：“必须认识到，永久的、不能治愈的、严重的精神疾病会给人们带来和身体上疾病一样的痛苦，让病人长期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如果病人经过综合考虑之后自愿作出了死亡的决定，那么医生可以给精神病人服用麻醉药，然后协助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该判决宣布了一些患有无法治愈的严重精神疾患的病人也能够实行安乐死。
1989年，我国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由1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制定“安乐死"法的议案。接着，卫生部在答复中虽然提出目前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但其为此委托《健康报》等报刊，拟从当年开始，对安乐死问题展开讨论，并组织有关专家制定“脑死亡”标准，为今后立法作准备。1997年，全国首次举行安乐死学术讨论会，有许多代表表示拥护实施安乐死，认为安乐死立法迫在眉睫④。
三、安乐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犯罪的界定
积极安乐死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也不例外。积极安乐死行为事实上满足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即应构成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但是，将安乐死行为以犯罪来处理，却有其不合理之处。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地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安乐死的实现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势的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尊重病人对自己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利，同样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既然病患者做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不大。
从人身危害性看，行为人出于人道主义，给极端痛苦的病人处予安乐死，其人身危害性何在?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和社会危险倾向，反而是一种人道和善意。
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对严格限制条件的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定罪科刑并不能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着眼于对痛苦难受的患者的同情和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安乐死对社会并无任何危险，对行为人处予刑罚制裁，只会使之产生抵触情绪，而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同样，对其他人也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综上所述，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二)犯罪的排除
在各国实践中，通过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方式，使相当一部分安乐死案件的处理取得了超越法规的正当化行为效果。根据欧洲理事会1980年公布的《非犯罪化报告》：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规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的现象⑤。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对待安乐死行为，也可以借鉴他国，先推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其一，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论的一种类型，所谓排除社会危害论是指一种在外观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权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或者虽对社会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却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排除社会危害论为我国法理论所普遍主张，因此，一般将此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的称之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⑥。非犯罪化是指刑事立法把本来可以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通过非犯罪化的观念，将其从刑法中排除出去，不作为一种犯罪的情形予以规定。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社会危害论之所以认为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仍不是犯罪，主要认为这种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正当的目的性，并且在客观上无社会危害性。
安乐死是对已无生存能力且即将死亡的濒危病人，放弃无意义的救治或者采取措施使其立即死亡，这并不是制造死亡，而只是促其死亡的实现。实施安乐死与否，对不治之症患者的生命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不同的只是死亡过程的长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还对社会有益，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其二，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的成立。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违法阻却事由称为犯罪阻却事由，由于行为在客观上能够、而且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同时行为人又是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的，因而又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主客观要素，但因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⑦。因此，犯罪阻却事由的刑法规定并不是阻却行为的事实，而是阻却其构成犯罪的性质，属于价值评判体系的应有内容。
张明楷教授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中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就是说，承诺人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的保护权自愿放弃。把侵害性变成放任性，并经国家承认，视为正当行为，成立阻却违法事由。所谓阻却违法事由，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此行为同时又成为排除其违法性的根据的事由。因为非违法行为是适法、正当的，所以近来“阻却违法事由”也多用“正当化事由”的词语来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