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婚协议的效力分析与认定/刘亮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5 19:51:36 浏览: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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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婚协议的效力分析与认定
当前，协议离婚占离婚总数的绝大多数，但是对离婚协议效力认识的分歧比较突出。关于离婚协议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诉前离婚协议虽然包括身份关系的解除以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多方面内容，但实质上只是一个涉及人身关系的行为，该行为以登记为生效条件，未经离婚登记的诉前离婚协议不具有拘束力;另一种认为诉前离婚协议的性质是一种混合合同，关于自愿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人身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及债务处理属于财产关系的性质。离婚协议中的自愿离婚条款自取得《离婚证》之日起生效，而关于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的条款则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行生效，不以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应手续，或者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为生效要件。上述观点都认为离婚协议中解除婚姻关系的约定不具有拘束力，夫妻一方不能依据离婚协议要求对方履行离婚登记手续或诉请法院根据协议判决准予离婚，但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则有不同看法。
离婚协议从性质上分析，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但与一般的财产协议不同，它是亲属法中的行为，对其效力的分析必须立足于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对诉前离婚协议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应明确以下三点。
首先，离婚协议的内容具有复合性，是数个法律行为的混合。一般情况下，夫妻离婚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 一是解除夫妻关系的内容; 二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部分协议还会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补偿、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的内容。但该协议究竟应该视为一个法律行为还是数个法律行为，应根据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判断。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离婚协议是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的混合，应依据其包含的效果意思是一个还是数个进行判断。离婚协议中包含的效果意思分别有解除夫妻关系、分割夫妻财产、确定子女抚养归属及抚养费负担等等，这些效果意思分别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据此，将离婚协议视为数个行为的混合应该更为恰当。诉前离婚协议与已经登记生效的离婚协议在内容方面并无区别，《解释二》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将离婚协议中的身份关系部分与财产关系部分加以区分，明确已经登记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身份解除的约定不能变动，而财产部分则可能被撤销或被认定为无效，这也说明离婚协议并不是一个行为，而是数个行为。
其次，离婚协议中的数个行为均为身份法律行为，它们在效力上具有关联性。身份法律行为是指以身份以及身份引起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包括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两类。所谓形成行为是指直接以一定亲属身份的发生、变更或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如结婚、离婚、收养等行为。所谓附随行为是指以形成的行为为前提，附随此等行为而为的法律行为，如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约定、离婚时有关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等。离婚协议中既有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即解除夫妻关系的协议，也有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即关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认为诉前离婚协议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方面，其中人身关系的变动适用婚姻法，而财产部分应当直接适用合同法的观点，忽略了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在法律适用方面，身份法律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如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等有效条件，但不能认为其中的附随行为可以当然地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协议虽然以财产关系为内容，但其在效力上具有特殊性，即附随于形成行为的效力。以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协议为例，即使其符合了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但如果“离婚”这一形成行为不生效，财产分割协议也不能生效。从这一效力规则来看，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的效力关系，与主、从法律行为的效力关系非常类似。
最后，离婚协议中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的生效条件并不一致。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涉及身份关系的稳定，公示和透明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除需符合民事法律行为一般生效要件外，还需具备特别生效条件———登记，即具有要式性。基于人身自由原则，当事人关于身份变动的意思表示，在未履行法定程序之前不具有任何拘束力，也就是说，应允许当事人反悔。当事人一方不能依据已经达成的离婚协议要求对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因此，离婚协议中的离婚行为，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离婚协议中的附随行为以财产变动为内容，属于非要式行为，只需具备一般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但是，由于附随行为以形成行为的生效为前提，所以，即使附随行为具备了一般生效条件，在形成行为未生效之前不生效，也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之前，对已达成的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协议也可以反悔。如当事人一方因此改为采用诉讼离婚途径，则只能适用诉讼离婚的一般规则，是否准予离婚、财产如何分割、子女抚养归属确定等，均需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事先达成的离婚协议因为不生效，不能成为当事人诉请履行的依据。不过，诉前离婚协议在诉讼离婚中具有一定的证据效力，对当事人的感情状况及财产状况等有一定的证明效力。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
当前，协议离婚占离婚总数的绝大多数，但是对离婚协议效力认识的分歧比较突出。关于离婚协议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诉前离婚协议虽然包括身份关系的解除以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多方面内容，但实质上只是一个涉及人身关系的行为，该行为以登记为生效条件，未经离婚登记的诉前离婚协议不具有拘束力;另一种认为诉前离婚协议的性质是一种混合合同，关于自愿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人身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及债务处理属于财产关系的性质。离婚协议中的自愿离婚条款自取得《离婚证》之日起生效，而关于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的条款则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行生效，不以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应手续，或者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为生效要件。上述观点都认为离婚协议中解除婚姻关系的约定不具有拘束力，夫妻一方不能依据离婚协议要求对方履行离婚登记手续或诉请法院根据协议判决准予离婚，但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则有不同看法。
离婚协议从性质上分析，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但与一般的财产协议不同，它是亲属法中的行为，对其效力的分析必须立足于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对诉前离婚协议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应明确以下三点。
首先，离婚协议的内容具有复合性，是数个法律行为的混合。一般情况下，夫妻离婚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 一是解除夫妻关系的内容; 二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部分协议还会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补偿、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的内容。但该协议究竟应该视为一个法律行为还是数个法律行为，应根据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判断。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离婚协议是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的混合，应依据其包含的效果意思是一个还是数个进行判断。离婚协议中包含的效果意思分别有解除夫妻关系、分割夫妻财产、确定子女抚养归属及抚养费负担等等，这些效果意思分别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据此，将离婚协议视为数个行为的混合应该更为恰当。诉前离婚协议与已经登记生效的离婚协议在内容方面并无区别，《解释二》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将离婚协议中的身份关系部分与财产关系部分加以区分，明确已经登记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身份解除的约定不能变动，而财产部分则可能被撤销或被认定为无效，这也说明离婚协议并不是一个行为，而是数个行为。
其次，离婚协议中的数个行为均为身份法律行为，它们在效力上具有关联性。身份法律行为是指以身份以及身份引起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包括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两类。所谓形成行为是指直接以一定亲属身份的发生、变更或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如结婚、离婚、收养等行为。所谓附随行为是指以形成的行为为前提，附随此等行为而为的法律行为，如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约定、离婚时有关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等。离婚协议中既有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即解除夫妻关系的协议，也有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即关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认为诉前离婚协议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方面，其中人身关系的变动适用婚姻法，而财产部分应当直接适用合同法的观点，忽略了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在法律适用方面，身份法律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如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等有效条件，但不能认为其中的附随行为可以当然地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协议虽然以财产关系为内容，但其在效力上具有特殊性，即附随于形成行为的效力。以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协议为例，即使其符合了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但如果“离婚”这一形成行为不生效，财产分割协议也不能生效。从这一效力规则来看，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的效力关系，与主、从法律行为的效力关系非常类似。
最后，离婚协议中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的生效条件并不一致。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涉及身份关系的稳定，公示和透明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除需符合民事法律行为一般生效要件外，还需具备特别生效条件———登记，即具有要式性。基于人身自由原则，当事人关于身份变动的意思表示，在未履行法定程序之前不具有任何拘束力，也就是说，应允许当事人反悔。当事人一方不能依据已经达成的离婚协议要求对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因此，离婚协议中的离婚行为，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离婚协议中的附随行为以财产变动为内容，属于非要式行为，只需具备一般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但是，由于附随行为以形成行为的生效为前提，所以，即使附随行为具备了一般生效条件，在形成行为未生效之前不生效，也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之前，对已达成的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协议也可以反悔。如当事人一方因此改为采用诉讼离婚途径，则只能适用诉讼离婚的一般规则，是否准予离婚、财产如何分割、子女抚养归属确定等，均需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事先达成的离婚协议因为不生效，不能成为当事人诉请履行的依据。不过，诉前离婚协议在诉讼离婚中具有一定的证据效力，对当事人的感情状况及财产状况等有一定的证明效力。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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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执行力的要件、限制及扩张
黄奕新
判决即使正确无误，仍可能存在是否有执行力，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执行力是否扩张于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等争议。
一、执行力的要件
(一)执行力的形式要件
一是须为法定公文书。即公权力机关或法律授权的人，为了确定私法或公法上的给付义务，而于其职权范围内作成的文书。反之，如人民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依现行法律，尚无执行力。
二是须已确定发生法律效力。如留置送达、代为送达或代为签收法律文书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极易产生争议。
三是须依法可以交付法院强制执行。反之，如行政法律文书，依现行法律，并非都由法院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非具法定要件，也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
四是须表明债权人及债务人。虽未记载明确或记载不实，而依客观情形能够确定的，亦为合法。如诉讼费用、罚款等，可解国库为债权人。
五是须表明应执行的事项。原则上以主文内表明为准，在主文不明了时，可参酌判决理由等部分的记载，必要时也可调卷参酌。但此种参酌应当严格限制在解释学的范围内，不得对实体关系作出新的判断。
例如，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星建筑工程公司申请执行营口东方外国语专修学校建筑工程欠款纠纷执行一案。专修学校未能按合同约定给付工程款，双方诉前曾达成还款协议，确认专修学校的欠款数额，并约定专修学校如不能按期付款，将按工程造价每平方若干元计算，把所建造的房屋抵偿过户给海星公司所有。原告诉请给付工程款，但未主张房屋抵偿。生效判决确认双方的还款协议合法有效，判令被告给付欠款。执行中，营口中院将房屋评估后交付拍卖，但流拍。双方同意以物抵债，但于房屋价值有所争执，被执行人认以评估价计算房屋价值，申请执行人主张按当初还款协议约定的基数计算房屋价值。执行法院遂于2001年8月裁定中止执行，并待申请人同意以评估价接收或判决确认以还款协议价格给付后恢复执行。申请人申请“再审”该裁定，辽宁高院于2002年4月再审裁定支持申请人的主张，认为应按还款协议的约定计算房屋价值。营口中院据此裁定将房屋抵偿并移转给申请人。被申请人也申请再审，辽宁高院再次再审裁定撤销其原裁定，按原生效判决执行。最高法院执行办以(2004)执他字第19号复函同意辽宁高院的第二次裁定。本案中，执行名义虽然在判决理由部分确认还款协议合法有效，但基于原告的诉求和不告不理的原则，其主文明确记载请求权仅为金钱给付内容，并非房屋交付并移转所有，应认并无疑义。故本案判决仅对金钱给付有执行力，还款协议的有关内容不得作为执行依据。辽宁高院的第一次裁定，错误援引判决理由对房屋价格作出解释，显属不当。
(二)执行力的实质要件
一是须有给付内容。主文有时表述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给付某某”等语，亦为合法。但有时究为给付还是确认，甚有争议。例如，夫妻离婚后，判决女方对原婚姻住房仍“享有居住权”，是否可解为女方得申请强制男方交付占有并容忍其居住？又如，在共有物分割之诉中，判决各共有人“享有份额”，是否可解为得申请强制占有共有物的一方交付或移转给他方应有份额？这就有赖于法院依解释学的原理，参酌判决主文外的其他部分内容予以判断。有时究为财产给付还是行为给付，亦有争议。例如，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勘察设计研究院与成都广视房地产开发公司拆迁安置纠纷执行一案。 判决是命令广视公司限期“将尚未拆迁安置的9户及其他未拆除的房屋予以拆迁安置和拆除”，执行法院将其理解为金钱给付执行，并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中止执行。最高法院执行办于2002年1月20日以(1999)执监字第231-2复函认为本项给付应为可替代行为的给付。
二是给付内容须可能。反之，法律上不能或事实上客观不能给付的，则无执行力。往往发生在物之交付或行为请求权执行的场合。例如，判令返还古画，但该画已经灭失；判令返还房屋，但房屋已被加盖楼层且不可分，债权人又不能依添附规定取得整幢房屋；或者诉讼标的物被第三人依法善意取得等是。但有得以他种给付代替含义的，仍宜解为可能。例如，判令给付黄金，可解为得兑现纸币执行；判令给付美元，可解为折算人民币执行。判决返还种类物或为可替代履行行为的，得以被执行人的金钱从公开市场上购买种类物，或者由他人代为履行，所需费用数额得由执行法院依职权径行裁定后对被执行人强制执行。但注意，如果该费用难以按公开市场价格确定，当事人又有所争执的，常涉及实体关系，不宜由执行法院一纸裁定。
三是给付内容须合法。即不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及法律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而言。所谓“善良风俗”，如德国规定：在充分顾及保护债权人的必要后，如果由于极其特殊的情况，强制执行的措施成为一种有违善良风俗的苛酷行为时，执行法院可以依债务人的申请将执行措施全部或一部取消、禁止或暂时停止。执行措施涉及动物时，执行法院在考虑时，应注意到人对动物的责任(德民诉765-1)。
四是给付内容须具体确定。如交付动产，应表明种类、数量及品质，但品质不能决定者，可解为中等品质。如交付不动产，一般应表明地号、门牌号、楼幢号、单位号等；如判决时不能特定，亦应明确一定范围，并明确如何特定化。此外，对给付时间、方式等亦应明确。反之，则易引发争议。例如，判令被告“将四合院八间房中的三间腾给原告”，究为哪三间，原告或被告是否有权选择，何时腾空，判决并未指明，应由执行法院依解释学原理参酌，但不得对实体关系作出新的判断。又如，判令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却未指明履行的具体内容，则不能据以强制执行。
五是给付性质须适于执行。反之，如命夫妻同居或强迫劳动，则有损人格尊严。上述要件，法院应当在当事人申请时的“标准时”判断，是否判决成立前即不具备，在所不问。至于事后又具备，债权人得再行申请。法院在审查时，可以参酌判决理由等部分的记载，必要时也可调卷或传讯当事人。
注意，我国民诉法有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但查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并无此项规定。这是因为，它们认为，债权人申请执行是基于其实体上的请求权，其时效当然适用民法上的消灭时效的一般规定，并为避免债权人急于申请执行，在强制执行法上特别规定较长的时效期间。债权人一旦申请执行，时效中断。债权人逾时效而为申请的，债务人得以时效届满、请求权已消灭为由提起“请求权异议之诉”。我国现行有关申请期限的规定，在理论上难以解释其性质，实务上也引发诸多问题。
二、执行力的限制
判决附有条件、期限或须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于条件成就、期限届满或供担保后，始得强制执行；判决有对待给付的，以债权人已为给付或已提出给付后，始得强制执行(台湾地区强制 强制执行法4)。债务人的给付以其他的给付不能达到强制执行的目的时，应代替为其他的给付强制执行的，只有债权人证明其他的给付未能达到强制执行的目的时，才能强制执行(日本民事执行法31)。这就是执行力受到限制的情形。
所谓“附有条件”，系指附生效条件，例如，判令被告在原告考试及格时给付5万元即是。附解除条件的，则属请求权消灭的事由，债务人得提起“请求权异议之诉”。所谓“附有期限”，应指附始期而言，例如，判令被告应于某日为给付或定有履行期间即是。附终期的，债务人亦得提起“请求权异议之诉”。所谓“须债权人提供担保”，主要发生于诉讼保全的情形。所谓“有对待给付”，是指判令原告同时为对待给付后被告方负给付义务。所谓“应代替为其他的给付强制执行”，是日本民事执行法的特别规定，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未有规定。例如，判令被告“返还标的物，如不能返还时折价赔偿某金额”时，被告不返还原物的，原告才能申请金钱执行。又如，保证债务人只被判令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时，债权人只有在对主债务人强制执行无效果时，才能申请对保证债务人为强制执行。
上述情形，除所附期限乃确定期限外，债权人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法院经形式审查无误后送达给债务人，必要时也可以事先询问债务人。而且，法院只能依当事人申请时的“标准时”来判断执行力是否受限制，至于是否判决成立前就已不受限制，不在所问。事后，执行力又不受限制的，债权人可以再行申请。
债务人有争执时，均会涉及实体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立法，应当将这些实体争议均纳入许可执行之诉的范围，但可以考虑将执行法院的程序性审查列为必经前置程序，以减少讼累和讼源。例如，辽宁省财务开发总公司申请执行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天民集团公司、本溪满族自治县绢纺厂借款合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 公证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履行期限为1997年8月10日，但执行法院在该期限未届满前，应申请人的申请对债务人实施了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得提出异议。不过，此种情形，违法明显，通过程序上的救济方法足以纠正，一般无需起诉。
又如，广东建邦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深圳金安集团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二案。原两案判决生效后，债务人申请再审，广东高院再审主持调解，双方协议被告将某土地使用权抵还给原告，并协助办理产权转名手续及支付转名费用；被告如在3个月内履行完义务的，原告不再对上述两案的其他经济责任提出请求；若被告超过上述期限未依约履行义务的，则应继续履行原二案判决。广东高院据此于1999年9月28日分别作出两份调解书。该案中，广东高院的调解书存有瑕疵，依民诉法第201条，再审调解书生效后，原判决即当然撤销，不存在再执行原判之说，但调解书的条款可以变通理解为原告有权请求被告履行原判决主文上所记载义务，而该请求权是以被告未履行前述协议为条件。后来，原告以被告未履行调解协议为由，于2000年5月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异议称，其已履行了协助办理转名手续及支付转名费用的义务，土地的转名手续之所以未办理完，是因为国土局认为“资金不落实”、“与龙东村非农建设用地有冲突，不同意选址”以及原告补地价或不配合等原因造成的，原告无权申请强制执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请求被告履行原判决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否成就。而要判断这一条件是否成就，涉及到实体上相当复杂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允许当事人另行起诉。
三、执行力的扩张
所谓“执行力的扩张”，即指“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执行，俗称“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执行力的扩张，在以法院裁判为执行名义的情形下，即为既判力扩张的结果；在执行名义非法院裁判时，虽然不存在既判力，但其执行力扩张准用于判决的情形。执行力扩张应以将来法律明定为限，不能由执行机关任意判断。
(一)实体当事人(本人)
即在实体上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但依法可以由他人代替其为程序性当事人之本人。例如，清算人背后的清算法人，破产管理人背后的破产人，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背后的遗产共有人，诉讼选定人背后的全体有共同利益人，代位债权人背后的债务人。又如，董事、他人侵害公司利益的，股东得以自己名义为公司起诉，由此取得的判决及于公司(公司法152)。
程序性当事人是依法为本人担当当事人。即使程序性当事人与对方恶意串通，在判决被撤销之前，本人也不得否认其效力的扩张。相反，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法律没有规定他人可代为当事人的，原告在起诉时就应当选择好被告，被告如认原告不适格应及时抗辩，否则，判决仅在诉讼当事人之间有既判力。例如，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未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或者虽有披露，但第三人仍然选择受托人作为被告起诉的，判决对受托人有既判力，对委托人不具有扩张力。又如，合伙人为合伙事务对外以自己名义签约，交易相对人如果知道其系为合伙事务，可以对合伙起诉，但其仍选择只起诉合伙人的，则判决难谓及于合伙。再如，甲被乙的雇员丙驾车运货时撞伤，甲不知丙是乙的雇员，只诉请丙赔偿，丙亦未抗辩，则判决不能及于乙。此外，在信托财产上，受托人享有独立的信托财产权，因信托财产所生的债权债务，受托人是为自己而为当事人，应当“为”或“对”受托人为执行，不得“为”或“对”委托人执行。
(二)继受人
即诉讼系属后当事人(包括实体当事人)之继受人。为防止因当事人人格变动而使判决落空，法律特作此规定，故发生继受的事由必须是在诉讼系属之后，否则当事人应当在诉讼中及时变更当事人，未及时变更的无由主张执行力扩张，只能另行取得执行名义。继受人分为概括继受人和特定继受人。
概括继受人，一般指自然人死亡或法人人格变动后概括地继受其权义之人，除非另有规定，其责任范围和得执行标的均不受限制。前者如继承人、受遗赠人等是。后者如法人分立或合并的，分立或合并后存续的法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变更后的公司等是。
特定继受人，是指受让特定诉讼标的之人，就该特定标的之执行受判决效力所及。
如果判决上记载的是金钱请求权时，对于特定继受人是否为判决效力所及，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没有争议，均认为判决上的债权转让或债务承担时，受让人可以直接申请执行，承担人可以被变更为被执行人。我国有关司法解释稿也予以认可。注意，虽然此时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均为债务人对外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但本案的诉讼标的并非直接针对某项特定的财产，故第三人从债务人处受让(即使无偿)甚至无权占有某项特定的财产时，该第三人并不属受让诉讼标的之人，不为判决效力所及。
例如，中国林业国际合作总公司申请执行博州边贸总公司三台林场分公司、刘晓军等及案外人李福胜执行一案。 判决是命令给付金钱。新疆高院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刘晓军原预购住房一套，并已支付72多万元，后将该房更名至案外人李福胜名下。新疆高院遂于2000年4月向李福胜发出执行通知，要求限期将该72万多元汇至该院。案外人李福胜提出异议，认为其根本不认识刘晓军，系通过开发商介绍受让该预售房，由于简化手续起见，其已直接支付刘晓军73万元，结清刘晓军的全部购房款，并将余款6万多元支付给开发商，现也已取得了房屋产权登记。新疆高院认为李福胜的异议自相矛盾，且提供不出充分证据，故驳回其异议。最高法院执行办于2001年11月以(2000)执监字第226-1号复函认为，新疆高院强制执行李福胜名下的房屋是错误的，如申请人对李福胜的房屋权属有争议，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笔者认为，本案诉讼标的为金钱给付请求权，并非争议的特定房屋，而且第三人李福胜是在诉讼系属前就已从被执行人处受让该特定房屋上的财产权时，李福胜显然不属受让诉讼标的之人。当然，如果李福胜确实未与刘晓军结清购房款，执行法院固得以债权执行方法，就刘晓军对李福胜的债权为执行，但这时不得对李福胜的异议作实体性审查，而应由债权人另行提起代位权之诉。如果李福胜系与刘晓军恶意串通，虚假转让预售房，债权人得对其另行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令预售房回复刘晓军所有后供执行。如果刘晓军未与李福胜恶意串通，但其转让行为属民法上撤销权的对象的，债权人亦得对李福胜提起撤销权之诉，令房屋回复刘晓军所有后供执行。
如果判决上所载的是物之交付或行为请求权时，对于特定继受人是否为判决效力所及，争议较大。焦点在于，债务人在诉讼系属后，将诉讼标的物转让于第三人，第三人仅单纯地受让诉讼标的物而未承受相应义务时，该第三人是否为判决效力所及。肯定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否定说则倾向于考虑交易安全。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折中的方法，区别请求权的基础而定，即请求权是基于债权的，判决不及于继受人；基于物权的，及于继受人。台湾地区实务上原采肯定说，后改采折中说。当然，即使请求权是基于物权，但如受让第三人有民法上受保护的诸如善意取得或信赖不动产登记利益的，债权人也不得主张追及，这被称为“执行力扩张之阻却”。可见，此种情形的特定继受人，条件和范围相当严格，实务上能援引的场合不多。
例如，购房人诉请房地产开发商交付并移转房屋，诉讼系属后，开发商又将房屋移转登记给第三人，则因购房人的请求权是基于买卖之债，故判决不能及于第三人。又如，出租人仅因租赁关系消灭诉请承租人返还房屋，诉讼系属后，承租人又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第三人不受判决效力所及。但如出租人本于所有权以原承租人无权占有为由诉请返还房屋的，第三人则受判决效力所及。在陕西兵器工业西北公司申请执行西安九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西安市赛格商贸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 判决是命令双方不动产租赁合同予以解除，被告将不动产现状交还原告。陕西高院开始执行时，不动产由第三人赛格公司实际占有。债权人请求直接强制赛格公司退出不动产。但赛格公司提供双方往来的函件，证明兵器公司同意出租，自己是兵器公司新的承租人，且其已就该租赁关系另案诉请继续履行，兵器公司也反诉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兵器公司则认为赛格公司前系基于九龙公司的授权于九龙公司2004年10月撤离后占有不动产，判决生效后，九龙公司已无权委托他人管理，赛格公司提供的函件系伪造，其并未与赛格公司成立新的租赁关系。无论赛格公司与九龙公司有何约定，赛格公司现占有不动产已无合同约定或法律依据。赛格公司的起诉，系恶意拖延，不应影响执行。陕西高院经审查认为应中止执行，视另案结果决定是否对赛格公司执行。最高法院执行办于2004年5月函复同意陕西高院意见。笔者认为，首先，本案诉讼标的为物之交付请求权，赛格公司占有该被请求之物。其次，赛格公司于2004年10月17日后占有不动产，显然是在“诉讼系属”或“言词辩论终结”之后。可见，在诉讼标的和时间这两个方面，赛格公司已符合特定继受的形式形式。有所争执的是，赛格公司的占有是否受让于债务人，还是基于其与债权人的另行合意？本案第三人与债权人各自提供了有关证据，涉及到许多实体问题，显非执行程序所能解决，应另行提起许可执行之诉。赛格公司另行就租赁关系起诉，兵器公司反诉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在我国尚无许可执行之诉规定的情况下，此种诉讼也可以达到许可执行之诉的效果。故陕西高院中止执行以等诉讼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不过，笔者认为，本案还存在一个可探讨的问题，即本案请求权的基础，究为物权还是债权，甚为不明，执行法院也显未注意到这一区别。
(三)诉讼标的物占有人
即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包括实体当事人或继受人)占有诉讼标的物之人。主要防止当事人使他人占有其物，致妨碍执行，故只能适用于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所谓“诉讼标的物”，是在物之交付请求权执行的情形下，原告对之主张权利，请求被告给付的特定物。如果是金钱给付请求权执行，则不存在特定的诉讼标的物。所谓“为当事人占有”，指为当事人的利益直接占有。如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等是。又如，代位权人代位受领物后，在性质上即属为债务人保管该物。至于仅为“占有机关”的，如法定代理人占有无行为能力人的物，法人职员占有法人的物，受雇人、学徒等受当事人指示占有的，应认物仍在当事人自己占有之下，当然可以强制执行。如果为自己的利益直接占有，如承租人、质权人、典权人、借用人、信托财产受托人等，则非判决效力所及，只能保留其占有及相关权利而对物的所有权执行，除非有其他扩张情形(如成立特定继受)。例如，前述陕西兵器工业西北公司申请执行西安九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西安市赛格商贸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赛格公司如果主张其系继续受债务人委托而管理不动产，当属“占有人”扩张情形。注意，如果是无权占有，也属于为自己利益占有，不受判决效力所及，债权人亦应另行诉请返还。
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87号
《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4月21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0 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周永康
二ＯＯ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规范购销和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行为，防止易制毒化学品被用于制造毒品，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安部是全国易制毒化学品购销、运输管理和监督检查的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辖区内易制毒化学品购销、运输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应当设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专门机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设专门人员，负责易制毒化学品的购买、运输许可或者备案和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章 购销管理
第三条 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购买许可证；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取得购买许可证或者购买备案证明后，方可购买易制毒化学品。
第四条 个人不得购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
禁止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但是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除外。
第五条 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复印件），其他组织的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或者个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二）合法使用需要证明（原件）。
合法使用需要证明由购买单位或者个人出具，注明拟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和用途，并加盖购买单位印章或者个人签名。
第六条 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申请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发给购买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对购买许可证的申请能够当场予以办理的，应当当场办理；对材料不齐备需要补充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充的内容；对提供材料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七条 公安机关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核查。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实地核查：
（一） 购买单位第一次申请的；
（二） 购买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
（三） 对购买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有疑问的。
第八条 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购买前将所需购买的品种、数量，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公安机关受理备案后，应当于当日出具购买备案证明。
自用一次性购买五公斤以下且年用量五十公斤以下高锰酸钾的，无须备案。
第九条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一次使用有效，有效期一个月。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一次使用有效，有效期一个月。对备案后一年内无违规行为的单位，可以发给多次使用有效的备案证明，有效期六个月。
对个人购买的，只办理一次使用有效的备案证明。
第十条 经营单位销售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时，应当查验购买许可证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对委托代购的，还应当查验购买人持有的委托文书。
委托文书应当载明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双方情况、委托购买的品种、数量等事项。
经营单位在查验无误、留存前两款规定的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后，方可出售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发现可疑情况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经营单位在查验购买方提供的许可证和身份证明时，对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可以请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核查。公安机关应当当场予以核查，对于不能当场核实的，应当于三日内将核查结果告知经营单位。
第十一条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的品种、数量、日期、购买方等情况。经营单位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时，还应当留存购买许可证或者购买备案证明以及购买经办人的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销售台账和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当保存二年备查。
第十二条 经营单位应当将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情况于销售之日起五日内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将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情况于三十日内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备案的销售情况应当包括销售单位、地址，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种类、数量等，并同时提交留存的购买方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第十三条 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使用单位，应当建立使用台账，如实记录购进易制毒化学品的种类、数量、使用情况和库存等，并保存二年备查。
第十四条 购买、销售和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易制毒化学品的出入库登记、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岗位责任分工以及企业从业人员的易制毒化学品知识培训等方面建立单位内部管理制度。
第三章 运输管理
第十五条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
（一）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直辖市为跨市界）运输的；
（二）在禁毒形势严峻的重点地区跨县级行政区域运输的。禁毒形势严峻的重点地区由公安部确定和调整，名单另行公布。
运输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运出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运输许可证。
运输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运出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运输许可证。
运输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运出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六条 运输供教学、科研使用的一百克以下的麻黄素样品和供医疗机构制剂配方使用的小包装麻黄素以及医疗机构或者麻醉药品经营企业购买麻黄素片剂六万片以下、注射剂一万五千支以下，货主或者承运人持有依法取得的购买许可证明或者麻醉药品调拨单的，无须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第十七条 因治疗疾病需要，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患者委托的人凭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诊断书和本人的身份证明，可以随身携带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但是不得超过医用单张处方的最大剂量。
第十八条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应当由货主向公安机关申请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
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复印件），其他组织的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个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二）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合同（复印件）；
（三）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第十九条 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申请之日起十日内，收到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发给运输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对运输许可申请能够当场予以办理的，应当当场办理；对材料不齐备需要补充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充的内容；对提供材料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运输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运输前向运出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
第二十条 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核查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其中查验购销合同时，可以要求申请人出示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核对是否相符；对营业执照和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准文件），应当核查其生产范围、经营范围、使用范围、证照有效期等内容。
公安机关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核查。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实地核查：
（一）申请人第一次申请的；
（二） 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
（三） 对提供的申请材料有疑问的。
第二十一条 对许可运输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发给一次有效的运输许可证，有效期一个月。
对许可运输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发给三个月多次使用有效的运输许可证；对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的，发给三个月多次使用有效的备案证明；对于领取运输许可证或者运输备案证明后六个月内按照规定运输并保证运输安全的，可以发给有效期十二个月的运输许可证或者运输备案证明。
第二十二条 承运人接受货主委托运输，对应当凭证运输的，应当查验货主提供的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并查验所运货物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等情况是否相符；不相符的，不得承运。
承运人查验货主提供的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时，对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可以请当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协助核查。公安机关应当当场予以核查，对于不能当场核实的，应当于三日内将核查结果告知承运人。
第二十三条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时，运输车辆应当在明显部位张贴易制毒化学品标识；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应当由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应当凭证运输的，运输人员应当自启运起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承运单位应当派人押运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时，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货物运输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在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过程中应当对运输情况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所载内容是否相符等情况进行检查。交警、治安、禁毒、边防等部门应当在交通重点路段和边境地区等加强易制毒化学品运输的检查。
第二十五条 易制毒化学品运出地与运入地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情况通报制度。运出地负责审批或者备案的公安机关应当每季度末将办理的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或者备案情况通报运入地同级公安机关，运入地同级公安机关应当核查货物的实际运达情况后通报运出地公安机关。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等情况的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对发现非法购销和运输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查处。
公安机关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物品，不得拒绝或者隐匿。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依法收缴、查获的易制毒化学品安全保管。对于可以回收的，应当予以回收；对于不能回收的，应当依照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交由有资质的单位予以销毁，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人身伤亡。对收缴、查获的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一律销毁。
保管和销毁费用由易制毒化学品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无力承担的，该费用在回收所得中开支，或者在公安机关的禁毒经费中列支。
第二十八条 购买、销售和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于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报告上年度的购买、销售和运输情况。公安机关发现可疑情况的，应当及时予以核对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进行实地核查。
有条件的购买、销售和运输单位，可以与当地公安机关建立计算机联网，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九条 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的，发案单位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立案查处，并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规定购买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没收非法购买的易制毒化学品，对购买方处非法购买易制毒化学品货值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的二十倍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
（二）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规定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对销售单位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无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二）超出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第三十二条 货主违反规定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没收非法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或者非法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设备、工具；处非法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货值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货值的二十倍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
（二）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
第三十三条 承运人违反规定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停运整改，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与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品种、数量、运入地、货主及收货人、承运人等情况不符的；
（二）运输许可证种类不当的；
（三）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
个人携带易制毒化学品不符合品种、数量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没收易制毒化学品，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伪造申请材料骗取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公安机关应当处一万元罚款，并撤销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
使用以伪造的申请材料骗取的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分别按照第三十条第一项和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 对具有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四条规定违法行为的单位或个人，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三年内，公安机关可以停止受理其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或者运输许可申请。
第三十六条 违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违反规定购买的易制毒化学品予以没收；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产停业整顿；逾期整顿不合格的，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一）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或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的；
（二）超出许可的品种、数量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
（三）销售、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交易情况、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或者不如实、不及时向公安机关备案销售情况的；
（四）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后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除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以及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外，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的；
（六）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如实或者不按时报告易制毒化学品年度经销和库存情况的。
第三十七条 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公安机关监督检查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有应当许可而不许可、不应当许可而滥许可，不依法受理备案，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公安机关实施本章处罚，同时应当由其他行政主管机关实施处罚的，应当通报其他行政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所称“经营单位”，是指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的经销单位和经销自产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单位。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运输”，是指通过公路、铁路、水上和航空等各种运输途径，使用车、船、航空器等各种运输工具，以及人力、畜力携带、搬运等各种运输方式使易制毒化学品货物发生空间位置的移动。
第四十二条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和备案证明、运输许可证和备案证明、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专用印章由公安部统一规定式样并监制。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麻黄素运输许可证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52号）同时废止。
附表：
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
第一类
1、1-苯基-2-丙酮
2、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3、胡椒醛
4、黄樟素
5、黄樟油
6、异黄樟素
7、N-乙酰邻氨基苯酸
8、邻氨基苯甲酸
9、麦角酸*
10、麦角胺*
11、麦角新碱*
12、麻黄素、伪麻黄素、消旋麻黄素、去甲麻黄素、甲基麻黄素、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等麻黄素类物质*
第二类
1、苯乙酸
2、醋酸酐
3、三氯甲烷
4、乙醚
5、哌啶
第三类
1、甲苯
2、丙酮
3、甲基乙基酮
4、高锰酸钾
5、硫酸
6、盐酸
说明：
一、第一类、第二类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也纳入管制。
二、带有*标记的品种为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包括原料药及其单方制剂。
黄奕新
判决即使正确无误，仍可能存在是否有执行力，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执行力是否扩张于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等争议。
一、执行力的要件
(一)执行力的形式要件
一是须为法定公文书。即公权力机关或法律授权的人，为了确定私法或公法上的给付义务，而于其职权范围内作成的文书。反之，如人民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依现行法律，尚无执行力。
二是须已确定发生法律效力。如留置送达、代为送达或代为签收法律文书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极易产生争议。
三是须依法可以交付法院强制执行。反之，如行政法律文书，依现行法律，并非都由法院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非具法定要件，也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
四是须表明债权人及债务人。虽未记载明确或记载不实，而依客观情形能够确定的，亦为合法。如诉讼费用、罚款等，可解国库为债权人。
五是须表明应执行的事项。原则上以主文内表明为准，在主文不明了时，可参酌判决理由等部分的记载，必要时也可调卷参酌。但此种参酌应当严格限制在解释学的范围内，不得对实体关系作出新的判断。
例如，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星建筑工程公司申请执行营口东方外国语专修学校建筑工程欠款纠纷执行一案。专修学校未能按合同约定给付工程款，双方诉前曾达成还款协议，确认专修学校的欠款数额，并约定专修学校如不能按期付款，将按工程造价每平方若干元计算，把所建造的房屋抵偿过户给海星公司所有。原告诉请给付工程款，但未主张房屋抵偿。生效判决确认双方的还款协议合法有效，判令被告给付欠款。执行中，营口中院将房屋评估后交付拍卖，但流拍。双方同意以物抵债，但于房屋价值有所争执，被执行人认以评估价计算房屋价值，申请执行人主张按当初还款协议约定的基数计算房屋价值。执行法院遂于2001年8月裁定中止执行，并待申请人同意以评估价接收或判决确认以还款协议价格给付后恢复执行。申请人申请“再审”该裁定，辽宁高院于2002年4月再审裁定支持申请人的主张，认为应按还款协议的约定计算房屋价值。营口中院据此裁定将房屋抵偿并移转给申请人。被申请人也申请再审，辽宁高院再次再审裁定撤销其原裁定，按原生效判决执行。最高法院执行办以(2004)执他字第19号复函同意辽宁高院的第二次裁定。本案中，执行名义虽然在判决理由部分确认还款协议合法有效，但基于原告的诉求和不告不理的原则，其主文明确记载请求权仅为金钱给付内容，并非房屋交付并移转所有，应认并无疑义。故本案判决仅对金钱给付有执行力，还款协议的有关内容不得作为执行依据。辽宁高院的第一次裁定，错误援引判决理由对房屋价格作出解释，显属不当。
(二)执行力的实质要件
一是须有给付内容。主文有时表述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给付某某”等语，亦为合法。但有时究为给付还是确认，甚有争议。例如，夫妻离婚后，判决女方对原婚姻住房仍“享有居住权”，是否可解为女方得申请强制男方交付占有并容忍其居住？又如，在共有物分割之诉中，判决各共有人“享有份额”，是否可解为得申请强制占有共有物的一方交付或移转给他方应有份额？这就有赖于法院依解释学的原理，参酌判决主文外的其他部分内容予以判断。有时究为财产给付还是行为给付，亦有争议。例如，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勘察设计研究院与成都广视房地产开发公司拆迁安置纠纷执行一案。 判决是命令广视公司限期“将尚未拆迁安置的9户及其他未拆除的房屋予以拆迁安置和拆除”，执行法院将其理解为金钱给付执行，并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中止执行。最高法院执行办于2002年1月20日以(1999)执监字第231-2复函认为本项给付应为可替代行为的给付。
二是给付内容须可能。反之，法律上不能或事实上客观不能给付的，则无执行力。往往发生在物之交付或行为请求权执行的场合。例如，判令返还古画，但该画已经灭失；判令返还房屋，但房屋已被加盖楼层且不可分，债权人又不能依添附规定取得整幢房屋；或者诉讼标的物被第三人依法善意取得等是。但有得以他种给付代替含义的，仍宜解为可能。例如，判令给付黄金，可解为得兑现纸币执行；判令给付美元，可解为折算人民币执行。判决返还种类物或为可替代履行行为的，得以被执行人的金钱从公开市场上购买种类物，或者由他人代为履行，所需费用数额得由执行法院依职权径行裁定后对被执行人强制执行。但注意，如果该费用难以按公开市场价格确定，当事人又有所争执的，常涉及实体关系，不宜由执行法院一纸裁定。
三是给付内容须合法。即不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及法律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而言。所谓“善良风俗”，如德国规定：在充分顾及保护债权人的必要后，如果由于极其特殊的情况，强制执行的措施成为一种有违善良风俗的苛酷行为时，执行法院可以依债务人的申请将执行措施全部或一部取消、禁止或暂时停止。执行措施涉及动物时，执行法院在考虑时，应注意到人对动物的责任(德民诉765-1)。
四是给付内容须具体确定。如交付动产，应表明种类、数量及品质，但品质不能决定者，可解为中等品质。如交付不动产，一般应表明地号、门牌号、楼幢号、单位号等；如判决时不能特定，亦应明确一定范围，并明确如何特定化。此外，对给付时间、方式等亦应明确。反之，则易引发争议。例如，判令被告“将四合院八间房中的三间腾给原告”，究为哪三间，原告或被告是否有权选择，何时腾空，判决并未指明，应由执行法院依解释学原理参酌，但不得对实体关系作出新的判断。又如，判令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却未指明履行的具体内容，则不能据以强制执行。
五是给付性质须适于执行。反之，如命夫妻同居或强迫劳动，则有损人格尊严。上述要件，法院应当在当事人申请时的“标准时”判断，是否判决成立前即不具备，在所不问。至于事后又具备，债权人得再行申请。法院在审查时，可以参酌判决理由等部分的记载，必要时也可调卷或传讯当事人。
注意，我国民诉法有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但查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并无此项规定。这是因为，它们认为，债权人申请执行是基于其实体上的请求权，其时效当然适用民法上的消灭时效的一般规定，并为避免债权人急于申请执行，在强制执行法上特别规定较长的时效期间。债权人一旦申请执行，时效中断。债权人逾时效而为申请的，债务人得以时效届满、请求权已消灭为由提起“请求权异议之诉”。我国现行有关申请期限的规定，在理论上难以解释其性质，实务上也引发诸多问题。
二、执行力的限制
判决附有条件、期限或须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于条件成就、期限届满或供担保后，始得强制执行；判决有对待给付的，以债权人已为给付或已提出给付后，始得强制执行(台湾地区强制 强制执行法4)。债务人的给付以其他的给付不能达到强制执行的目的时，应代替为其他的给付强制执行的，只有债权人证明其他的给付未能达到强制执行的目的时，才能强制执行(日本民事执行法31)。这就是执行力受到限制的情形。
所谓“附有条件”，系指附生效条件，例如，判令被告在原告考试及格时给付5万元即是。附解除条件的，则属请求权消灭的事由，债务人得提起“请求权异议之诉”。所谓“附有期限”，应指附始期而言，例如，判令被告应于某日为给付或定有履行期间即是。附终期的，债务人亦得提起“请求权异议之诉”。所谓“须债权人提供担保”，主要发生于诉讼保全的情形。所谓“有对待给付”，是指判令原告同时为对待给付后被告方负给付义务。所谓“应代替为其他的给付强制执行”，是日本民事执行法的特别规定，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未有规定。例如，判令被告“返还标的物，如不能返还时折价赔偿某金额”时，被告不返还原物的，原告才能申请金钱执行。又如，保证债务人只被判令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时，债权人只有在对主债务人强制执行无效果时，才能申请对保证债务人为强制执行。
上述情形，除所附期限乃确定期限外，债权人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法院经形式审查无误后送达给债务人，必要时也可以事先询问债务人。而且，法院只能依当事人申请时的“标准时”来判断执行力是否受限制，至于是否判决成立前就已不受限制，不在所问。事后，执行力又不受限制的，债权人可以再行申请。
债务人有争执时，均会涉及实体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立法，应当将这些实体争议均纳入许可执行之诉的范围，但可以考虑将执行法院的程序性审查列为必经前置程序，以减少讼累和讼源。例如，辽宁省财务开发总公司申请执行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天民集团公司、本溪满族自治县绢纺厂借款合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 公证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履行期限为1997年8月10日，但执行法院在该期限未届满前，应申请人的申请对债务人实施了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得提出异议。不过，此种情形，违法明显，通过程序上的救济方法足以纠正，一般无需起诉。
又如，广东建邦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深圳金安集团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二案。原两案判决生效后，债务人申请再审，广东高院再审主持调解，双方协议被告将某土地使用权抵还给原告，并协助办理产权转名手续及支付转名费用；被告如在3个月内履行完义务的，原告不再对上述两案的其他经济责任提出请求；若被告超过上述期限未依约履行义务的，则应继续履行原二案判决。广东高院据此于1999年9月28日分别作出两份调解书。该案中，广东高院的调解书存有瑕疵，依民诉法第201条，再审调解书生效后，原判决即当然撤销，不存在再执行原判之说，但调解书的条款可以变通理解为原告有权请求被告履行原判决主文上所记载义务，而该请求权是以被告未履行前述协议为条件。后来，原告以被告未履行调解协议为由，于2000年5月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异议称，其已履行了协助办理转名手续及支付转名费用的义务，土地的转名手续之所以未办理完，是因为国土局认为“资金不落实”、“与龙东村非农建设用地有冲突，不同意选址”以及原告补地价或不配合等原因造成的，原告无权申请强制执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请求被告履行原判决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否成就。而要判断这一条件是否成就，涉及到实体上相当复杂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允许当事人另行起诉。
三、执行力的扩张
所谓“执行力的扩张”，即指“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执行，俗称“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执行力的扩张，在以法院裁判为执行名义的情形下，即为既判力扩张的结果；在执行名义非法院裁判时，虽然不存在既判力，但其执行力扩张准用于判决的情形。执行力扩张应以将来法律明定为限，不能由执行机关任意判断。
(一)实体当事人(本人)
即在实体上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但依法可以由他人代替其为程序性当事人之本人。例如，清算人背后的清算法人，破产管理人背后的破产人，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背后的遗产共有人，诉讼选定人背后的全体有共同利益人，代位债权人背后的债务人。又如，董事、他人侵害公司利益的，股东得以自己名义为公司起诉，由此取得的判决及于公司(公司法152)。
程序性当事人是依法为本人担当当事人。即使程序性当事人与对方恶意串通，在判决被撤销之前，本人也不得否认其效力的扩张。相反，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法律没有规定他人可代为当事人的，原告在起诉时就应当选择好被告，被告如认原告不适格应及时抗辩，否则，判决仅在诉讼当事人之间有既判力。例如，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未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或者虽有披露，但第三人仍然选择受托人作为被告起诉的，判决对受托人有既判力，对委托人不具有扩张力。又如，合伙人为合伙事务对外以自己名义签约，交易相对人如果知道其系为合伙事务，可以对合伙起诉，但其仍选择只起诉合伙人的，则判决难谓及于合伙。再如，甲被乙的雇员丙驾车运货时撞伤，甲不知丙是乙的雇员，只诉请丙赔偿，丙亦未抗辩，则判决不能及于乙。此外，在信托财产上，受托人享有独立的信托财产权，因信托财产所生的债权债务，受托人是为自己而为当事人，应当“为”或“对”受托人为执行，不得“为”或“对”委托人执行。
(二)继受人
即诉讼系属后当事人(包括实体当事人)之继受人。为防止因当事人人格变动而使判决落空，法律特作此规定，故发生继受的事由必须是在诉讼系属之后，否则当事人应当在诉讼中及时变更当事人，未及时变更的无由主张执行力扩张，只能另行取得执行名义。继受人分为概括继受人和特定继受人。
概括继受人，一般指自然人死亡或法人人格变动后概括地继受其权义之人，除非另有规定，其责任范围和得执行标的均不受限制。前者如继承人、受遗赠人等是。后者如法人分立或合并的，分立或合并后存续的法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变更后的公司等是。
特定继受人，是指受让特定诉讼标的之人，就该特定标的之执行受判决效力所及。
如果判决上记载的是金钱请求权时，对于特定继受人是否为判决效力所及，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没有争议，均认为判决上的债权转让或债务承担时，受让人可以直接申请执行，承担人可以被变更为被执行人。我国有关司法解释稿也予以认可。注意，虽然此时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均为债务人对外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但本案的诉讼标的并非直接针对某项特定的财产，故第三人从债务人处受让(即使无偿)甚至无权占有某项特定的财产时，该第三人并不属受让诉讼标的之人，不为判决效力所及。
例如，中国林业国际合作总公司申请执行博州边贸总公司三台林场分公司、刘晓军等及案外人李福胜执行一案。 判决是命令给付金钱。新疆高院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刘晓军原预购住房一套，并已支付72多万元，后将该房更名至案外人李福胜名下。新疆高院遂于2000年4月向李福胜发出执行通知，要求限期将该72万多元汇至该院。案外人李福胜提出异议，认为其根本不认识刘晓军，系通过开发商介绍受让该预售房，由于简化手续起见，其已直接支付刘晓军73万元，结清刘晓军的全部购房款，并将余款6万多元支付给开发商，现也已取得了房屋产权登记。新疆高院认为李福胜的异议自相矛盾，且提供不出充分证据，故驳回其异议。最高法院执行办于2001年11月以(2000)执监字第226-1号复函认为，新疆高院强制执行李福胜名下的房屋是错误的，如申请人对李福胜的房屋权属有争议，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笔者认为，本案诉讼标的为金钱给付请求权，并非争议的特定房屋，而且第三人李福胜是在诉讼系属前就已从被执行人处受让该特定房屋上的财产权时，李福胜显然不属受让诉讼标的之人。当然，如果李福胜确实未与刘晓军结清购房款，执行法院固得以债权执行方法，就刘晓军对李福胜的债权为执行，但这时不得对李福胜的异议作实体性审查，而应由债权人另行提起代位权之诉。如果李福胜系与刘晓军恶意串通，虚假转让预售房，债权人得对其另行提起确认无效之诉，令预售房回复刘晓军所有后供执行。如果刘晓军未与李福胜恶意串通，但其转让行为属民法上撤销权的对象的，债权人亦得对李福胜提起撤销权之诉，令房屋回复刘晓军所有后供执行。
如果判决上所载的是物之交付或行为请求权时，对于特定继受人是否为判决效力所及，争议较大。焦点在于，债务人在诉讼系属后，将诉讼标的物转让于第三人，第三人仅单纯地受让诉讼标的物而未承受相应义务时，该第三人是否为判决效力所及。肯定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否定说则倾向于考虑交易安全。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折中的方法，区别请求权的基础而定，即请求权是基于债权的，判决不及于继受人；基于物权的，及于继受人。台湾地区实务上原采肯定说，后改采折中说。当然，即使请求权是基于物权，但如受让第三人有民法上受保护的诸如善意取得或信赖不动产登记利益的，债权人也不得主张追及，这被称为“执行力扩张之阻却”。可见，此种情形的特定继受人，条件和范围相当严格，实务上能援引的场合不多。
例如，购房人诉请房地产开发商交付并移转房屋，诉讼系属后，开发商又将房屋移转登记给第三人，则因购房人的请求权是基于买卖之债，故判决不能及于第三人。又如，出租人仅因租赁关系消灭诉请承租人返还房屋，诉讼系属后，承租人又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第三人不受判决效力所及。但如出租人本于所有权以原承租人无权占有为由诉请返还房屋的，第三人则受判决效力所及。在陕西兵器工业西北公司申请执行西安九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西安市赛格商贸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 判决是命令双方不动产租赁合同予以解除，被告将不动产现状交还原告。陕西高院开始执行时，不动产由第三人赛格公司实际占有。债权人请求直接强制赛格公司退出不动产。但赛格公司提供双方往来的函件，证明兵器公司同意出租，自己是兵器公司新的承租人，且其已就该租赁关系另案诉请继续履行，兵器公司也反诉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兵器公司则认为赛格公司前系基于九龙公司的授权于九龙公司2004年10月撤离后占有不动产，判决生效后，九龙公司已无权委托他人管理，赛格公司提供的函件系伪造，其并未与赛格公司成立新的租赁关系。无论赛格公司与九龙公司有何约定，赛格公司现占有不动产已无合同约定或法律依据。赛格公司的起诉，系恶意拖延，不应影响执行。陕西高院经审查认为应中止执行，视另案结果决定是否对赛格公司执行。最高法院执行办于2004年5月函复同意陕西高院意见。笔者认为，首先，本案诉讼标的为物之交付请求权，赛格公司占有该被请求之物。其次，赛格公司于2004年10月17日后占有不动产，显然是在“诉讼系属”或“言词辩论终结”之后。可见，在诉讼标的和时间这两个方面，赛格公司已符合特定继受的形式形式。有所争执的是，赛格公司的占有是否受让于债务人，还是基于其与债权人的另行合意？本案第三人与债权人各自提供了有关证据，涉及到许多实体问题，显非执行程序所能解决，应另行提起许可执行之诉。赛格公司另行就租赁关系起诉，兵器公司反诉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在我国尚无许可执行之诉规定的情况下，此种诉讼也可以达到许可执行之诉的效果。故陕西高院中止执行以等诉讼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不过，笔者认为，本案还存在一个可探讨的问题，即本案请求权的基础，究为物权还是债权，甚为不明，执行法院也显未注意到这一区别。
(三)诉讼标的物占有人
即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包括实体当事人或继受人)占有诉讼标的物之人。主要防止当事人使他人占有其物，致妨碍执行，故只能适用于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所谓“诉讼标的物”，是在物之交付请求权执行的情形下，原告对之主张权利，请求被告给付的特定物。如果是金钱给付请求权执行，则不存在特定的诉讼标的物。所谓“为当事人占有”，指为当事人的利益直接占有。如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等是。又如，代位权人代位受领物后，在性质上即属为债务人保管该物。至于仅为“占有机关”的，如法定代理人占有无行为能力人的物，法人职员占有法人的物，受雇人、学徒等受当事人指示占有的，应认物仍在当事人自己占有之下，当然可以强制执行。如果为自己的利益直接占有，如承租人、质权人、典权人、借用人、信托财产受托人等，则非判决效力所及，只能保留其占有及相关权利而对物的所有权执行，除非有其他扩张情形(如成立特定继受)。例如，前述陕西兵器工业西北公司申请执行西安九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三人西安市赛格商贸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赛格公司如果主张其系继续受债务人委托而管理不动产，当属“占有人”扩张情形。注意，如果是无权占有，也属于为自己利益占有，不受判决效力所及，债权人亦应另行诉请返还。
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87号
《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4月21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0 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周永康
二ＯＯ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规范购销和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行为，防止易制毒化学品被用于制造毒品，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安部是全国易制毒化学品购销、运输管理和监督检查的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辖区内易制毒化学品购销、运输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应当设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专门机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设专门人员，负责易制毒化学品的购买、运输许可或者备案和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章 购销管理
第三条 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购买许可证；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取得购买许可证或者购买备案证明后，方可购买易制毒化学品。
第四条 个人不得购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
禁止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但是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除外。
第五条 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复印件），其他组织的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或者个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二）合法使用需要证明（原件）。
合法使用需要证明由购买单位或者个人出具，注明拟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和用途，并加盖购买单位印章或者个人签名。
第六条 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申请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发给购买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对购买许可证的申请能够当场予以办理的，应当当场办理；对材料不齐备需要补充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充的内容；对提供材料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七条 公安机关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核查。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实地核查：
（一） 购买单位第一次申请的；
（二） 购买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
（三） 对购买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有疑问的。
第八条 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购买前将所需购买的品种、数量，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公安机关受理备案后，应当于当日出具购买备案证明。
自用一次性购买五公斤以下且年用量五十公斤以下高锰酸钾的，无须备案。
第九条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一次使用有效，有效期一个月。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一次使用有效，有效期一个月。对备案后一年内无违规行为的单位，可以发给多次使用有效的备案证明，有效期六个月。
对个人购买的，只办理一次使用有效的备案证明。
第十条 经营单位销售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时，应当查验购买许可证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对委托代购的，还应当查验购买人持有的委托文书。
委托文书应当载明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双方情况、委托购买的品种、数量等事项。
经营单位在查验无误、留存前两款规定的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后，方可出售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发现可疑情况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经营单位在查验购买方提供的许可证和身份证明时，对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可以请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核查。公安机关应当当场予以核查，对于不能当场核实的，应当于三日内将核查结果告知经营单位。
第十一条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的品种、数量、日期、购买方等情况。经营单位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时，还应当留存购买许可证或者购买备案证明以及购买经办人的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销售台账和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当保存二年备查。
第十二条 经营单位应当将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情况于销售之日起五日内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将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情况于三十日内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备案的销售情况应当包括销售单位、地址，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种类、数量等，并同时提交留存的购买方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第十三条 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使用单位，应当建立使用台账，如实记录购进易制毒化学品的种类、数量、使用情况和库存等，并保存二年备查。
第十四条 购买、销售和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易制毒化学品的出入库登记、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岗位责任分工以及企业从业人员的易制毒化学品知识培训等方面建立单位内部管理制度。
第三章 运输管理
第十五条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
（一）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直辖市为跨市界）运输的；
（二）在禁毒形势严峻的重点地区跨县级行政区域运输的。禁毒形势严峻的重点地区由公安部确定和调整，名单另行公布。
运输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运出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运输许可证。
运输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运出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运输许可证。
运输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运出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六条 运输供教学、科研使用的一百克以下的麻黄素样品和供医疗机构制剂配方使用的小包装麻黄素以及医疗机构或者麻醉药品经营企业购买麻黄素片剂六万片以下、注射剂一万五千支以下，货主或者承运人持有依法取得的购买许可证明或者麻醉药品调拨单的，无须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第十七条 因治疗疾病需要，患者、患者近亲属或者患者委托的人凭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诊断书和本人的身份证明，可以随身携带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但是不得超过医用单张处方的最大剂量。
第十八条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应当由货主向公安机关申请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
申请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进行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和复印件），其他组织的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个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二）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合同（复印件）；
（三）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第十九条 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申请之日起十日内，收到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发给运输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对运输许可申请能够当场予以办理的，应当当场办理；对材料不齐备需要补充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充的内容；对提供材料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运输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运输前向运出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给备案证明。
第二十条 负责审批的公安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核查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其中查验购销合同时，可以要求申请人出示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核对是否相符；对营业执照和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准文件），应当核查其生产范围、经营范围、使用范围、证照有效期等内容。
公安机关审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申请材料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实地核查。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实地核查：
（一）申请人第一次申请的；
（二） 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
（三） 对提供的申请材料有疑问的。
第二十一条 对许可运输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发给一次有效的运输许可证，有效期一个月。
对许可运输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发给三个月多次使用有效的运输许可证；对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的，发给三个月多次使用有效的备案证明；对于领取运输许可证或者运输备案证明后六个月内按照规定运输并保证运输安全的，可以发给有效期十二个月的运输许可证或者运输备案证明。
第二十二条 承运人接受货主委托运输，对应当凭证运输的，应当查验货主提供的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并查验所运货物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等情况是否相符；不相符的，不得承运。
承运人查验货主提供的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时，对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可以请当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协助核查。公安机关应当当场予以核查，对于不能当场核实的，应当于三日内将核查结果告知承运人。
第二十三条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时，运输车辆应当在明显部位张贴易制毒化学品标识；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应当由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单位运输；应当凭证运输的，运输人员应当自启运起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承运单位应当派人押运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
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时，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货物运输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在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过程中应当对运输情况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所载内容是否相符等情况进行检查。交警、治安、禁毒、边防等部门应当在交通重点路段和边境地区等加强易制毒化学品运输的检查。
第二十五条 易制毒化学品运出地与运入地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情况通报制度。运出地负责审批或者备案的公安机关应当每季度末将办理的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或者备案情况通报运入地同级公安机关，运入地同级公安机关应当核查货物的实际运达情况后通报运出地公安机关。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等情况的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对发现非法购销和运输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查处。
公安机关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物品，不得拒绝或者隐匿。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依法收缴、查获的易制毒化学品安全保管。对于可以回收的，应当予以回收；对于不能回收的，应当依照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交由有资质的单位予以销毁，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人身伤亡。对收缴、查获的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一律销毁。
保管和销毁费用由易制毒化学品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无力承担的，该费用在回收所得中开支，或者在公安机关的禁毒经费中列支。
第二十八条 购买、销售和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于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报告上年度的购买、销售和运输情况。公安机关发现可疑情况的，应当及时予以核对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进行实地核查。
有条件的购买、销售和运输单位，可以与当地公安机关建立计算机联网，及时通报有关情况。
第二十九条 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的，发案单位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立案查处，并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规定购买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没收非法购买的易制毒化学品，对购买方处非法购买易制毒化学品货值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的二十倍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
（二）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规定销售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对销售单位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无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二）超出购买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第三十二条 货主违反规定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没收非法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或者非法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设备、工具；处非法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货值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货值的二十倍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
（二）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
第三十三条 承运人违反规定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停运整改，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与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品种、数量、运入地、货主及收货人、承运人等情况不符的；
（二）运输许可证种类不当的；
（三）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
个人携带易制毒化学品不符合品种、数量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没收易制毒化学品，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伪造申请材料骗取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公安机关应当处一万元罚款，并撤销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
使用以伪造的申请材料骗取的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分别按照第三十条第一项和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 对具有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四条规定违法行为的单位或个人，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三年内，公安机关可以停止受理其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或者运输许可申请。
第三十六条 违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违反规定购买的易制毒化学品予以没收；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产停业整顿；逾期整顿不合格的，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一）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或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的；
（二）超出许可的品种、数量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
（三）销售、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交易情况、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或者不如实、不及时向公安机关备案销售情况的；
（四）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后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除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药品制剂以及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外，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的；
（六）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不如实或者不按时报告易制毒化学品年度经销和库存情况的。
第三十七条 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公安机关监督检查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有应当许可而不许可、不应当许可而滥许可，不依法受理备案，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公安机关实施本章处罚，同时应当由其他行政主管机关实施处罚的，应当通报其他行政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所称“经营单位”，是指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的经销单位和经销自产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单位。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运输”，是指通过公路、铁路、水上和航空等各种运输途径，使用车、船、航空器等各种运输工具，以及人力、畜力携带、搬运等各种运输方式使易制毒化学品货物发生空间位置的移动。
第四十二条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和备案证明、运输许可证和备案证明、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专用印章由公安部统一规定式样并监制。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麻黄素运输许可证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52号）同时废止。
附表：
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
第一类
1、1-苯基-2-丙酮
2、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3、胡椒醛
4、黄樟素
5、黄樟油
6、异黄樟素
7、N-乙酰邻氨基苯酸
8、邻氨基苯甲酸
9、麦角酸*
10、麦角胺*
11、麦角新碱*
12、麻黄素、伪麻黄素、消旋麻黄素、去甲麻黄素、甲基麻黄素、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等麻黄素类物质*
第二类
1、苯乙酸
2、醋酸酐
3、三氯甲烷
4、乙醚
5、哌啶
第三类
1、甲苯
2、丙酮
3、甲基乙基酮
4、高锰酸钾
5、硫酸
6、盐酸
说明：
一、第一类、第二类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也纳入管制。
二、带有*标记的品种为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包括原料药及其单方制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