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探究/杨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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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起民间借贷纠案件的证据分析

葛长生


一、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A与第二被告刘某B系姐妹关系。第一被告赵某与第二被告刘某B于2000年12月登记结婚。在婚姻存续期间，二被告于2004年4月18日，为购买一户房产，从原告刘某A处借款3万元，并向其出具了3万元的欠据一式两份。同日为了购买该房又从第二被告的同事借款1千元，并向其出具了1千元的欠据一式两份。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第一被告刘某B向本院口头提出申请，要求中止本案的审理。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中涉及的家庭债务纠纷是否偿还的问题，必须以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二审程序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程序正在审理中，第一被告刘某B的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故本院作出了中止本案民事裁定。2008年10月，中止本案审理的事由消除，本院恢复了审理。
　　因第一被告赵某于2007年6月已向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第二被告刘某B离婚。2008年4月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做出民事判决，判决书中关于刘某B主张的3.1万元共同债务，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认为，刘某B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后刘某B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至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刘某B主张的3万元债务，由于赵某与刘某B双方均认可向其姐姐刘某A出具的借据为一式两份，现上诉人刘某B不能举证证明向法院提供的借据为证人其姐姐刘某A所持有的借据，故对上诉人刘某B主张的该项债务不予支持。另，上诉人刘某B主张的1千元债务，由于证人（刘某B的同事）未出庭作证，故对上诉人刘某B的该项主张亦不予确认。因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故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民事判决书。

二、对本案证据的分析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刘某A向本院提供了二份证据，第一份是3万元欠据一张，另一份是1千元欠据一张。第一被告赵某向法庭提供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二被告刘某B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
　　对于本案原告刘某A向二被告主张的1千元借款，因原、被告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予认定，合议庭成员未有不同意见。但原告刘某A向二被告主张的3万元借款有不同的意见和理由：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刘某A持有欠据，向二被告主张的3万元借款，理由正当，法院应当支持原告刘某A的主张，二被告应当给付借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前诉案件中，原告刘某A作为证人就二被告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进行了证实，并经前诉法院就该项债务的事实未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就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起诉讼的，法院受理后，应当用裁定驳回原告刘某A起诉。
　　第三种意见认为，虽然原告刘某A持有欠据，但是二被告在前案中已对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主张的该笔债务的事实，前诉法院未予认定。现原告刘某A就这一事实，未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因此，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刘某A的诉讼请求。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本案的难点就难在了欠据是一式两份，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定持有人所持有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对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文书所确认事实的理解与适用。

　　1、法院不应当支持原告刘某A的主张。原告刘某A持有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在瑕疵。因为二被告在前诉婚姻案件中，被告刘某B持该份证据，向法院主张过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债务，原告刘某A作为前案的证人出庭，庭审中前诉法院以被告刘某B不能举证证明向法院提供的借据为证人其姐姐（原告刘某A）所持有的借据，故对被告刘某B主张的该项债务不予支持。也就是说这份证据不是证人（原告刘某A）所持有的借据，而是二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家庭共同所持有这份借据。换言之，前诉法院所确认的事实，使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也就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已不存在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原告刘某A又持该份证据向本院主张债权，现原告刘某A还是未拿出新的证据，证明这份证据就是本人自己持有的，且该份证据又不具有排他性和惟一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刘某A作为证据持有人真实性还是存在重大瑕疵。因此，第一种意见支持原告刘某A的主张，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
　　2、法院不应裁定驳回原告刘某A的起诉。其理由是：
　　第一，原告刘某A向本院提起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本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因此原告刘某A向本院提起诉讼是符合起诉条件的，本院应当受理。
　　第二，在前案中，原告刘某A是以证人身份出庭，实际上证人不是案件诉讼的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分为狭义当事人和广义当事人。狭义当事人仅指原告和被告；广义的当事人还包括诉讼中的第三人。由此可见，民事诉讼当事人是指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而作为证人，在诉讼中没有自身的诉讼请求和抗辩，其参加诉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而是客观地陈述一件事实。因此，证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也不具有本案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第三、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款的规定。根据民诉法第11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108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对本条第5款，“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因为原告刘某A在前案中是证人，证人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法院不应裁定驳回原告刘某A起诉。本案中，原告刘某A在前诉案件的诉讼身份是作为证人出庭的，而不是以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即不是前诉案件的当事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款的规定。因此，法院不应裁定驳回原告刘某A起诉，第二种意见用裁定驳回原告刘某A起诉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
　　3、对已生效的裁判文书证明效力的理解。对已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在其他相关案件中的证明效力，在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的规定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是无需举证证明的。
　　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对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是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也就是免证的事实，其理论基础和依据来源于民事诉讼中的既判力理论。既判力实际上就是指生效裁判的拘束力。凡经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可以免除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属于人民法院代表国家所作出的终局裁判，依法应当予以维护和尊重。因此，各地各级法院不能随意地以本院确定的事实否定前案的事实，否则会造成两院的裁判文书冲突的现象。
　　其次，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裁判确定之后，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双方都要受到该裁判的拘束，法院自身也必须接受该裁判的拘束，既不得随意改动或撤销，又不能作出与该裁判完全相反的另一个裁判，这样就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第三，如果当事人主张的事实，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那么提出该主张的当事人应当对该事实已经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刘某A未拿出新的证据证明这份证据就是自己持有的，也就是说没有充分证据推翻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中所确认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原告刘某A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刘某A承担举证不能败诉后果。因此，本院应当驳回原告刘某A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本案在判决前，原告刘某A以证据不足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其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做出了准许原告刘某A撤回起诉的裁定。




外交部领事司


外交部领事司关于审批归侨职工国外工龄计算问题（摘录）
外交部领事司


答复
各省、市、自治区侨务部门：
最近接到不少有关归侨职工调整工资涉及国外工龄计算问题的文信，为使各地侨务部门内部掌握审批归侨职工国外工龄计算问题的做法，特发此文。
根据我部（72）部领侨字第564号文件规定，对在国外从事革命工作，因工作需要被调回国或因受当地政府迫害回国的归侨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并有可靠证明者，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
一、凡在前侨党或中央侨委派出干部主办的侨团、侨校、侨报，……工作的职工，他们在国外这段工作时间，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但凡在中央侨委派出干部撤出并移交所在国领导后，再进入上述单位工作的归侨职工，他们在国外这段工作时间，一般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有特殊情况
者另定。
二、凡由前侨党（侨党解散后由侨党原负责人或由他们主持的组织）和我驻外使馆决定派到某一侨团、侨报、侨校及其他单位中工作的归侨职工，他们在国外这一段工作时间，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
三、凡被中央侨委和我驻外使馆吸收为“侨干”的归侨职工，他们在国外参加爱国侨务工作这一段工作时间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
四、凡因工作需要由前侨党（侨党解散后由侨党原负责人或由他们主持的组织）和我驻外使馆劝留在当地工作的归侨职工，他们留在国外这一段工作时间，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
五、凡曾在兄弟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归侨职工，如果经过两党协议将其移交给我方领导，则他们在兄弟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工作时间，也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



1978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