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关于扩大广东省经济开放区范围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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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关于扩大广东省经济开放区范围问题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关于扩大广东省经济开放区范围问题的通知
1987年11月19日，海关总署
广东省扩大经济开放区范围的县、市（共1个省辖市，29个县，市区）名单附后。自本文件下达之日起，对名单内所列县、市进出口物资的海关监管和税收优惠问题，请按我署（85）署货字第283号通知的规定办理。
附件：广东省扩大经济开放区范围的县、市名单（共1个省辖市，29个县、市、区）
一、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范围扩大11个、县、市，包括：
广州市的花县，从化、清远县；
肇庆地区的肇庆市，高要、四会、广宁县；
惠阳地区的惠州市，惠阳、惠东、博罗县；
二、新增1个省辖市（茂名），18个县、市、区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汕头市的潮洲市，澄海、惠来、饶平、普宁、南澳、揭阳、潮阳县；
惠阳地区的陆丰、海丰县；
江门市的阳江县；
茂名市（包括郊区）及其电白县；
湛江市的郊区，廉江、海康、吴川、遂溪、徐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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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用证交易中严格相符的条件
黄亚英＊ 李薇薇＊＊
[内容提要] 严格相符是信用证法律关系中一项独特的基本原则。本文分析提出了在适用严格相符原则时必须同时遵循实质和程序两种条件的新见解。文章还结合国际上一些著名案例对这两类条件作了深入论述，从而对司法实践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信用证 严格相符原则 实质相符 审单程序 案例评析
（本文已发表于《政法论坛》2000年第4期，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2000年第 12 期全文转载）
【Abstract】 Strict compliance is a fundamental rule peculiar to the system of letter of credi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substantive component and the procedural component to be follow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rict compliance standard．It also examines these two components based on some well—known cases． Thus， it will be of reference value for judicial practice．
[KeyWords] 1etter of credit strict compliance substantial compliance
procedure of examination case study
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中，只有当受益人提交的单据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的要求严格相符(strict compliance)时，开证银行才有义务向受益人付款。因此，严格相符便成为制约信用证双方(即开证行和受益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的调查表明：“大约50％跟单信用证下的单据因与信用证不符或表面不符而被拒收，这降低了跟单信用证的效力，对参与有关商品贸易的各方产生财政影响，增加了成本，减少了进口商、出口商和银行的利润。有关跟单信用证的诉讼案激增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①由此可见，准确理解和掌握严格相符的含义及条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本文认为，在具体理解和掌握严格相符原则时，必须遵循实质和程序两方面的条件。以下将对这两类条件分别加以论述。为了更好地说明一些新发展，本文还将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现行文本(下称《UCP500》)和1983年文本(下称《UCP400》)进行适当的对比。
一、严格相符的实质条件
《UCP500》和《UCP400》都没有使用“严格相符”这一用语。《UCP500》第13条a款只是规定：“银行必须合理谨慎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是否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这里首先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要求银行合理谨慎地审核单据，与银行究竟依何种具体标准作为衡量单据与信用证相符的尺度完全是两回事。
《UCP500》或一些立法本身虽未明确规定检验单据与信用证是否相符的具体标准，但有关的判例法和银行业务习惯则包含和认可了严格相符这一标准。也就是说，严格相符是检验单据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绝大多数涉及这一问题的判例都确立了银行审核单据的适当标准应是严格相符标准。然而，抽象地谈“严格相符”毫无意义，只有将其具体化并分析它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才能理解“严格相符”一词的实质含义。
首先，严格相符不应等同于绝对的“字面相符”(abso1ute literal compliance)。例如在“Tosco诉F．D．L.C”一案中，②备用信用证要求任何兑付汇票必须写明：本汇票是依据C1arkesville银行的“105号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 Number 105)开具的。但交单兑付的汇票上写着它是依“1etter of Credit No.105”开出的。由于受益人没有将英文中的信用证第一个字母“1”大写为“L”,而且还使用了“Number'’的缩写形式“No．”，开证行决定不予付款。该案中所提交的单据确有一些细微的不符，但是这些不符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它既不会影响开证行的利益，也不影响其它当事人的利益。美国法院对本案银行试图使用这种纯文字上的严格相符来判定单据表面相符没有予以支持。英国学者的观点与上述判例是一致的。例如，英国著名银行法专家指出：“严格相符标准……不能扩大适用于信用证或单据中的“i’s”和“t’s”这些省略形式中圆点位置的差异，或明显的印刷错误。”③
其次，严格相符也不等于“实质相符”(substantial compliance)。因为有些不符点从表面上看是无关紧要的或非实质性的,但在实际中则会产生重大歧义。例如，信用证要求提交的单据应注明发运的是“无核小粒葡萄干”(dried currants)，而银行后来收到的单据则说明发运的是“葡萄干”(raisins)。对此，银行必须拒绝付款。因为在贸易过程中，一般的葡萄干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无核小粒葡萄干，而银行怎么能知道所发运的到底是哪种葡萄干呢?银行既不是商品交易商，也不是生产商。如果银行可以确定议付单据上所写的葡萄干(raisins)就是信用证上所载明的无核小粒葡萄干(dried currants)，那么银行也许会按照“实质相符”去付款。但是，不可能要求银行按照生产商的专业水准去培训自己的员工，或要求银行在作出审单决定时先征询其客户的意见。因此，实质相符既不可靠，又会拖延信用证审核的时间。
严格相符通常被界定为介乎于绝对的字面相符与“实质相符”之间的一种相符。科佐拉奇科教授曾正确地把严格相符概括为：“一个合理的银行家，其对信用证的实践和术语的知识使他能够判断哪些是真正无关紧要的不相符，而且他能够独立自主地判断是否相符。在作出这种判断时，他完全是根据受益人交付的单据，而不是依据对基础合同项下交易的了解，也不应考虑客户是否愿意或有能力支付。”④
二、严格相符的程序条件
虽然《UCP500》对严格相符的实质条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但却对确定严格相符的程序作了较多规定。例如，《UCP500》第13条、14条规定了银行在审核和处理单据时应遵守的程序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信用证各方当事人在解释和执行严格相符原则时应遵守的程序条件。
1．单据的初步审核规则
对单证是否相符的审查，《UCP400》第16条b款规定，开证行“必须以单据为唯一依据，确定究竟接受单据或拒收单据，并宣称单据表面上不符合信用证条款”。《UCP500》第14条b款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从上述条款的规定来看，它明确禁止开证行超出单据本身的范围去决定是否相符。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仅以单据为依据”的重要含义在于银行决定单证是否相符时，不得以单证以外的理由或因素为依据；也不得与其他任何人，尤其是开证申请人商量或征求其意见，而应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事实上，如果信用证中没有明确要求，开证行甚至没有义务通知开证申请人它已按照信用证作出了支付。因为从《UCP500》第3条来看，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不同并独立于开证申请人的付款义务。⑤在“Five Star Parking诉Philadelphia Parking Auth”一案中，美国一联邦地区法院判决指出，银行“除另有约定外，在支付信用证之前，没有默示的义务去通知开证申请人本银行即将作出支付……。”⑥
但是， 当开证行确定了单据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不符后，《UCP500》第14条c款新的规定则允许银行可以与开证申请人联系，请其撤除不符点。由此可见，新规定允许开证行与申请人联系的前提条件是开证行已自主确定了单证不符，而且此种联系的目的仅限于劝说申请人“放弃拒付”，而不是与申请人共同对单据继续进行挑剔或共谋拒付的理由。也就是说，开证行在尚未确定单证是否相符的情况下，仍不应与申请人联系和商量。否则，一旦作出的“单证不符”决定错误，受益人可能会主张银行的拒付不仅违反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行为。在此情况下，受益人提起诉讼后，银行除承担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责任外，还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责任。美国的很多诉讼是以侵权而非违约为由提起的，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侵权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
2．审核单据的期限规则
《UCP500》第13条b款规定：开证行应在合理的时间——不超过从其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第七个银行工作日，审核单据以决定是否接受或拒收单据，并相应地通知从其处收到单据的一方。这里将不超过七个银行工作日作为“合理时间”，实际上是协调的产物。因为此前《UCP400》只规定了“合理时间”，而没有具体限定期限。这样一来，各国或其银行对合理时间的规定或解释各不相同，三天、七天、三十天或更长时间都有。《UCP500》关于七天的限定则有利于规范运作，消除随意性。
很显然，银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审核完单据应视具体业务情况而定。例如，银行在审核商业信用证项下复杂的运输单据所化费的时间，要比审核一份清洁的备用信用证项下的简单汇票所化费的时间长得多。但无论何种单据，最长不得超过七天。这就意味着银行须在“合理时间”——不超过七个工作日内完成两件事：一是审核单据；二是决定接受或拒收单据，并通知递单人。
“会见难”的成因及对策
河南尚成律师事务所
陈东升
“会见难”对于从事过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提供过法律帮助及辩护的律师来说，几乎都是曾经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作为律师个人、作为律师协会、作为司法局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去应对？本文试作如下探讨。
一、“会见难”的成因：
1、 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建国以来，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被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乃至正在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些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这些人只应受到惩罚，而且，受到惩罚的力度愈大，愈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同时，自古以来，血亲复仇的观念也一直影响着人们，“血债要用血来还”，甚至要加倍用血来还，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在当时的执法人员的心目中，这些“犯罪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人一旦被拘留，即被认为是犯罪分子）只有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惩罚。对于这些人而言，如果其为自己申辩，则被认为是不老实，将受到更严重的处罚；如果律师为其辩护，则被认为是在为坏人辩护，为坏人开脱罪责，与司法机关作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相当广泛的司法机关执法人员心目中，对律师持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这种状况，在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历史上多年形成的观念在许多执法人员的意识及潜意识中，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那么，既然律师被认为是司法机关的对立面，则律师要会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又怎么会不难？
2、 立法上的原因：
“会见难”目前主要发生于侦查阶段。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律师提前介入方面，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尤其是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时，立法上有重大缺陷，这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应该说，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好的，因为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是律师的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既然是法律赋予的，那么，侵犯这种权利当然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由于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操作性，以至于在实践中，所有的在侦查环节中的案件，侦查机关均是派人在场参加律师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而且，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看守所拒绝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至于形成了在这个环节律师的会见，事实上要经过侦查机关事先同意的局面。如果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则律师就无法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而侦查机关的具体办案人员，往往利用这一点，以拒绝派人同往这种消极行为来达到使律师不能会见的目的。
无论以什么行为阻挠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都是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违法行为。但《刑事诉讼法》对于该行为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未作任何规定。由此，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公安局、检察院办案人员拖延甚至拒绝律师会见的情形，而身为护法使者的律师反而很难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保护自己。
二、解决“会见难”的对策：
1、在立法上补充完善是根本的办法。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上的不完善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关条文应补充完善，增加对阻碍律师执行职务者予以处罚的规定。
2、增强宣传律师在法制建设中重要地位的舆论导向。
律师在我国的社会法律地位不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实践中，人们对《律师法》的认识，也是认为该法是管理律师的法，并不认为律师在执行职务中应享有什么权利。因此，要加强对律师的正面宣传，提高律师的社会法律地位。
3、律师应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律协、司法局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
出现了“会见难”，作为律师，应挺直腰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要有理、有据、有节地与有关办案人员交涉，必要时，向其上级领导、人大、政法委进行反映，律协、司法局此时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对于向侦查机关的领导、人大、政法委反映此情况时，最好以律协、司法局的名义进行，这样远比律师个人的相应行为力度大得多，易于产生效果。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黄亚英＊ 李薇薇＊＊
[内容提要] 严格相符是信用证法律关系中一项独特的基本原则。本文分析提出了在适用严格相符原则时必须同时遵循实质和程序两种条件的新见解。文章还结合国际上一些著名案例对这两类条件作了深入论述，从而对司法实践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信用证 严格相符原则 实质相符 审单程序 案例评析
（本文已发表于《政法论坛》2000年第4期，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2000年第 12 期全文转载）
【Abstract】 Strict compliance is a fundamental rule peculiar to the system of letter of credi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substantive component and the procedural component to be follow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rict compliance standard．It also examines these two components based on some well—known cases． Thus， it will be of reference value for judicial practice．
[KeyWords] 1etter of credit strict compliance substantial compliance
procedure of examination case study
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中，只有当受益人提交的单据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的要求严格相符(strict compliance)时，开证银行才有义务向受益人付款。因此，严格相符便成为制约信用证双方(即开证行和受益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的调查表明：“大约50％跟单信用证下的单据因与信用证不符或表面不符而被拒收，这降低了跟单信用证的效力，对参与有关商品贸易的各方产生财政影响，增加了成本，减少了进口商、出口商和银行的利润。有关跟单信用证的诉讼案激增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①由此可见，准确理解和掌握严格相符的含义及条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本文认为，在具体理解和掌握严格相符原则时，必须遵循实质和程序两方面的条件。以下将对这两类条件分别加以论述。为了更好地说明一些新发展，本文还将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现行文本(下称《UCP500》)和1983年文本(下称《UCP400》)进行适当的对比。
一、严格相符的实质条件
《UCP500》和《UCP400》都没有使用“严格相符”这一用语。《UCP500》第13条a款只是规定：“银行必须合理谨慎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是否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这里首先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要求银行合理谨慎地审核单据，与银行究竟依何种具体标准作为衡量单据与信用证相符的尺度完全是两回事。
《UCP500》或一些立法本身虽未明确规定检验单据与信用证是否相符的具体标准，但有关的判例法和银行业务习惯则包含和认可了严格相符这一标准。也就是说，严格相符是检验单据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绝大多数涉及这一问题的判例都确立了银行审核单据的适当标准应是严格相符标准。然而，抽象地谈“严格相符”毫无意义，只有将其具体化并分析它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才能理解“严格相符”一词的实质含义。
首先，严格相符不应等同于绝对的“字面相符”(abso1ute literal compliance)。例如在“Tosco诉F．D．L.C”一案中，②备用信用证要求任何兑付汇票必须写明：本汇票是依据C1arkesville银行的“105号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 Number 105)开具的。但交单兑付的汇票上写着它是依“1etter of Credit No.105”开出的。由于受益人没有将英文中的信用证第一个字母“1”大写为“L”,而且还使用了“Number'’的缩写形式“No．”，开证行决定不予付款。该案中所提交的单据确有一些细微的不符，但是这些不符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它既不会影响开证行的利益，也不影响其它当事人的利益。美国法院对本案银行试图使用这种纯文字上的严格相符来判定单据表面相符没有予以支持。英国学者的观点与上述判例是一致的。例如，英国著名银行法专家指出：“严格相符标准……不能扩大适用于信用证或单据中的“i’s”和“t’s”这些省略形式中圆点位置的差异，或明显的印刷错误。”③
其次，严格相符也不等于“实质相符”(substantial compliance)。因为有些不符点从表面上看是无关紧要的或非实质性的,但在实际中则会产生重大歧义。例如，信用证要求提交的单据应注明发运的是“无核小粒葡萄干”(dried currants)，而银行后来收到的单据则说明发运的是“葡萄干”(raisins)。对此，银行必须拒绝付款。因为在贸易过程中，一般的葡萄干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无核小粒葡萄干，而银行怎么能知道所发运的到底是哪种葡萄干呢?银行既不是商品交易商，也不是生产商。如果银行可以确定议付单据上所写的葡萄干(raisins)就是信用证上所载明的无核小粒葡萄干(dried currants)，那么银行也许会按照“实质相符”去付款。但是，不可能要求银行按照生产商的专业水准去培训自己的员工，或要求银行在作出审单决定时先征询其客户的意见。因此，实质相符既不可靠，又会拖延信用证审核的时间。
严格相符通常被界定为介乎于绝对的字面相符与“实质相符”之间的一种相符。科佐拉奇科教授曾正确地把严格相符概括为：“一个合理的银行家，其对信用证的实践和术语的知识使他能够判断哪些是真正无关紧要的不相符，而且他能够独立自主地判断是否相符。在作出这种判断时，他完全是根据受益人交付的单据，而不是依据对基础合同项下交易的了解，也不应考虑客户是否愿意或有能力支付。”④
二、严格相符的程序条件
虽然《UCP500》对严格相符的实质条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但却对确定严格相符的程序作了较多规定。例如，《UCP500》第13条、14条规定了银行在审核和处理单据时应遵守的程序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信用证各方当事人在解释和执行严格相符原则时应遵守的程序条件。
1．单据的初步审核规则
对单证是否相符的审查，《UCP400》第16条b款规定，开证行“必须以单据为唯一依据，确定究竟接受单据或拒收单据，并宣称单据表面上不符合信用证条款”。《UCP500》第14条b款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从上述条款的规定来看，它明确禁止开证行超出单据本身的范围去决定是否相符。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仅以单据为依据”的重要含义在于银行决定单证是否相符时，不得以单证以外的理由或因素为依据；也不得与其他任何人，尤其是开证申请人商量或征求其意见，而应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事实上，如果信用证中没有明确要求，开证行甚至没有义务通知开证申请人它已按照信用证作出了支付。因为从《UCP500》第3条来看，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不同并独立于开证申请人的付款义务。⑤在“Five Star Parking诉Philadelphia Parking Auth”一案中，美国一联邦地区法院判决指出，银行“除另有约定外，在支付信用证之前，没有默示的义务去通知开证申请人本银行即将作出支付……。”⑥
但是， 当开证行确定了单据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不符后，《UCP500》第14条c款新的规定则允许银行可以与开证申请人联系，请其撤除不符点。由此可见，新规定允许开证行与申请人联系的前提条件是开证行已自主确定了单证不符，而且此种联系的目的仅限于劝说申请人“放弃拒付”，而不是与申请人共同对单据继续进行挑剔或共谋拒付的理由。也就是说，开证行在尚未确定单证是否相符的情况下，仍不应与申请人联系和商量。否则，一旦作出的“单证不符”决定错误，受益人可能会主张银行的拒付不仅违反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行为。在此情况下，受益人提起诉讼后，银行除承担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责任外，还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责任。美国的很多诉讼是以侵权而非违约为由提起的，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侵权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
2．审核单据的期限规则
《UCP500》第13条b款规定：开证行应在合理的时间——不超过从其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第七个银行工作日，审核单据以决定是否接受或拒收单据，并相应地通知从其处收到单据的一方。这里将不超过七个银行工作日作为“合理时间”，实际上是协调的产物。因为此前《UCP400》只规定了“合理时间”，而没有具体限定期限。这样一来，各国或其银行对合理时间的规定或解释各不相同，三天、七天、三十天或更长时间都有。《UCP500》关于七天的限定则有利于规范运作，消除随意性。
很显然，银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审核完单据应视具体业务情况而定。例如，银行在审核商业信用证项下复杂的运输单据所化费的时间，要比审核一份清洁的备用信用证项下的简单汇票所化费的时间长得多。但无论何种单据，最长不得超过七天。这就意味着银行须在“合理时间”——不超过七个工作日内完成两件事：一是审核单据；二是决定接受或拒收单据，并通知递单人。
“会见难”的成因及对策
河南尚成律师事务所
陈东升
“会见难”对于从事过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提供过法律帮助及辩护的律师来说，几乎都是曾经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作为律师个人、作为律师协会、作为司法局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去应对？本文试作如下探讨。
一、“会见难”的成因：
1、 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建国以来，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被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乃至正在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些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这些人只应受到惩罚，而且，受到惩罚的力度愈大，愈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同时，自古以来，血亲复仇的观念也一直影响着人们，“血债要用血来还”，甚至要加倍用血来还，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在当时的执法人员的心目中，这些“犯罪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人一旦被拘留，即被认为是犯罪分子）只有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惩罚。对于这些人而言，如果其为自己申辩，则被认为是不老实，将受到更严重的处罚；如果律师为其辩护，则被认为是在为坏人辩护，为坏人开脱罪责，与司法机关作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相当广泛的司法机关执法人员心目中，对律师持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这种状况，在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历史上多年形成的观念在许多执法人员的意识及潜意识中，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那么，既然律师被认为是司法机关的对立面，则律师要会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又怎么会不难？
2、 立法上的原因：
“会见难”目前主要发生于侦查阶段。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律师提前介入方面，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尤其是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时，立法上有重大缺陷，这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应该说，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好的，因为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是律师的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既然是法律赋予的，那么，侵犯这种权利当然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由于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操作性，以至于在实践中，所有的在侦查环节中的案件，侦查机关均是派人在场参加律师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而且，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看守所拒绝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至于形成了在这个环节律师的会见，事实上要经过侦查机关事先同意的局面。如果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则律师就无法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而侦查机关的具体办案人员，往往利用这一点，以拒绝派人同往这种消极行为来达到使律师不能会见的目的。
无论以什么行为阻挠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都是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违法行为。但《刑事诉讼法》对于该行为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未作任何规定。由此，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公安局、检察院办案人员拖延甚至拒绝律师会见的情形，而身为护法使者的律师反而很难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保护自己。
二、解决“会见难”的对策：
1、在立法上补充完善是根本的办法。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上的不完善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关条文应补充完善，增加对阻碍律师执行职务者予以处罚的规定。
2、增强宣传律师在法制建设中重要地位的舆论导向。
律师在我国的社会法律地位不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实践中，人们对《律师法》的认识，也是认为该法是管理律师的法，并不认为律师在执行职务中应享有什么权利。因此，要加强对律师的正面宣传，提高律师的社会法律地位。
3、律师应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律协、司法局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
出现了“会见难”，作为律师，应挺直腰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要有理、有据、有节地与有关办案人员交涉，必要时，向其上级领导、人大、政法委进行反映，律协、司法局此时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对于向侦查机关的领导、人大、政法委反映此情况时，最好以律协、司法局的名义进行，这样远比律师个人的相应行为力度大得多，易于产生效果。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