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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沧投资区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2 02:16:28  浏览:856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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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沧投资区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海沧投资区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厦门市人民政府



为促进海沧投资区(以下简称投资区)的开发和适应投资区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以及厦门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海沧台商投资区暂行管理办法》,对投资区的规划建设管理,制定如下暂行办法:
一、投资区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均由海沧杏林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要根据投资区总体规划和年度确定的开发计划,分批下达近期开发重点;管委会建设局实施规划建设的管理和土地统一审批。
二、投资区重点开发区建设,根据“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采用招、投标、协议或经管委会批准的其他方式,组织国内外投资者集中成片开发建设。
三、投资者通过有偿出让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从事开发经营的,在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招标书、协议和合同中必须包括具体规划设计要求或规划设计方案。
四、投资者进行土地成片开发,应按照批准的详细规划实施。如需修改、调整的,应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凡需自行编制详细规划的,须按规定委托具有规划设计资格的单位进行编制,并按规定上报批准。
五、投资者在投资区内进行各项建设,必须按有关规定向管委会建设局报送建设工程扩初设计或设计方案,经审查同意并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六、投资者在投资区内的建设项目,经管委会建设局同意可委托国外企业设计。
七、投资区内原有企事业单位的改建、扩建和新建项目,原则上应在近期重点开发地区内统筹安排,并符合详细规划和村镇改建规划。
八、在投资区控制范围内的村镇城市化改造的各项建设规划,必须符合分区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农村地区零星布点、分散使用土地。
九、投资区内的重点开发地区、重要路段,均由管委会建设局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土地实行预征和实征相结合的办法。需要征用土地的,由管委会建设局统一安排。
十、村镇改建和村镇企业建设的详细规划、建设工程的选址及建筑设计方案由管委会建设局组织审批,并按规定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十一、本办法由海沧杏林台商投资区建设局负责解释。
十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199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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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合同的形式

王海宏


  一、合同的形式概述
  合同的形式,又称合同方式,是当事人合意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外部表现,是合同内容的载体。
  我国的现行法对合同形式的态度,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第56条的规定中,《合同法》继承并完善了它: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吕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发采用书面形式。
  总的说来,在我国,合同形式分为约定形式与法定形式,法律兼采要式与不要式的原则。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按照符合交易安全与交易便捷的要法度设计合同的形式,对某些重要的合同、关系复杂的合同强调书面形式,其他俣同采取何种形式,宜由当事人决定。
  二、口头形式
  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只用语言为意思表示订立合同,而不用文字表达协议内容的不同形式。口头形式简便易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采用。集市的现货交易、商店里的零售等一般都采用口头形式。
合同采取口头形式,无须当事人特别指明。凡当事人无约定、法律未规定须采用特定形式的合同,均可采用口头形式。但发生争议时当呈人必须准证明合同的存在及合同关系的内容。
  三、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是指以文字表现当事人所订的合同的形式。合同书以及任何记载当事人的要约、承诺和权利义务内容的文件,都是合同的书形式的具体表现。《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协内容的形式。
  合同书,指载有合同内容有文书。合同必须由文字凭据组成,但并非一切文字凭据都是合同书的组成部分。成为合同书的文字须符合以下要求:有某种文字凭据,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在文字凭据上签字或盖章,文字凭据上载有合同权利义务。
  书面形式的最大优点是合同有据可查,发生纠纷时容易举证,便于分清有责任。因此,对于关系复杂的合同、重要的合同、最好采取书面形式。但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口头合同,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的口头俣同,法律认可的其他口头合同有效。
  四、推定形式
  当呈人未用语言、文字表达其意思表示,仅用行为或沉默向对方发了要约,对方接受该要约,以作出一定或指定的行为作承诺,合同成立。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海宏
“零口供”也能定罪何时不再是新闻?

杨 涛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法院在被告人娄某拒不认罪的情形下,凭借间接证据构成的“证据锁链”,依法以构成强奸罪判处娄某有期徒刑三年,实现了“零口供”定罪。(见南方都市报)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则新闻能见报并冠以<<“零口供”也能定罪>>的醒目标题,说明以“零口供”也能定罪在司法实践中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离不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长期以来,思想观念的落后、证据意识的不强,加之侦查手段的落后、侦查科技含量的低下,司法机关在证据上迷恋于口供中心主义,侦查模式是从人到物,一般要取到口供才去找实物证据。刑事诉讼法作出的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的规定,也为司法机关依赖口供提供了便利。在案件的侦查、审判离不开口供的情形下,“零口供”也能定罪成为新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口供的运用提高了侦查的效率,节省了侦查的资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变、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庭审翻供在实践中是见怪不怪,单凭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在少数。更可怕的是迷恋于口供诱发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现象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成为痼疾,前些年出现的云南省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在刑讯逼供下被无辜定罪的案件,不啻于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正因为此,近年来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我们现有的侦查模式、对如实供述义务给予了深深的反思。
“零口供”定罪在西方国家不是新闻,有口供定罪或无零口供定罪都是案件审理中的通常状态,没有那个西方记者会对因为没有口供而定罪这一事实本身发生兴趣。对于人权的高度重视使他们很早就确立了沉默权,而沉默权的确立免除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义务,口供当然就不可能在侦查人员视野中居核心位置。当然近年来,西方各国对在毒品、恐怖等案件中对沉默权的限制,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的运用,有口供的案件也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有口供的案件都是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自愿的基础上,所以无论如何“零口供”定罪的案件不可能成为新闻。
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是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对该款的规定我国政府未作保留。尽管全国人大尚未批准这个公约,但批准只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保护人权的潮流、杜绝刑讯逼供的需要,沉默权已摆在我们面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说沉默权的在中国的确立是大势所趋。因此,即使沉默权引进后也许在中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限制,但沉默权的确立将使口供的获得大为减少是无可质疑,以现有的侦查意识和侦查手段及对口供的依赖将会使相当多的案件无法侦破。司法机关的侦查既要顺应保护人权的国际潮流及公约的要求,又要达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目的,只有从现在起就逐步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废除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据意识特别是要严禁刑讯逼供,完善侦查手段、大力加强侦查的科技含金量,努力做到大多数案件能在“零口供”情形下定罪。
何时“零口供”能定罪不再是新闻,便是我们刑事诉讼程序走向文明、侦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的之时,也是我们刑事诉讼程序与国际接轨,沉默权能在中国生根落叶之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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