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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

李飞
e-mail: leephee@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监督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组织、人民群众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 广义的法律监督根据监督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监督（又称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类。国家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或称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四个方面 ，其中行政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司法监督主要指司法审查。因此，我国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法律监督权 ，在这种法律监督权分配格局下的法律监督机制的效果如何？毋庸讳言，不尽如人意。
法律监督乏力、法律监督缺位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伤痛。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相关国家机关在其改革中，就涉及法律监督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改进，比如：
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加强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初步审议；2006年3月9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监督法已列入2006年计划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39项改革任务，并于2005年10月26日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法院改革措施，两个纲要都包括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等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于2005年9月20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确定了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深化检察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各自为阵，着眼于本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和职责的改进，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浅层的、非系统的作法，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的整体架构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改进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否则，如果国家法律监督机制在整体上的缺陷没有解决，那么各相关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深入下去，国家法律监督的困境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多停留在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层面上，或者仅就法律监督机制的某一具体缺陷提出修补、完善的意见，虽然人们也认识到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存在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但不少人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解决，而忽略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其实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且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基于此，本文试从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上入手，对我国法律监督机制提出一点制度上创新的构想。
二、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本文所称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化
人大的监督权一般分为法律监督权和工作监督权。人大以其主体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而居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核心，是其他国家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来源，人大法律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协调、监控其他国家机关正常、有效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关系个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运行。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立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2）虽然《立法法》规定了对违反宪法、抵触上位法及不适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但没有细化、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立法法》规定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下一级政府的不适当规章）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
2、在执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抽象行政行为可分为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和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等），人大对于前者可给予立法监督，但对于后者从实体到程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力和执法监督的开展。
3、在司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二）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表面上虽然在上下、左右、内外都作了安排，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职权明晰、协调配合、高效有力的整体机制，主要体现在：
1、从上下来看，人大监督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最高层次的监督，但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划分不清，行政机关在监督职能上与权力机关也存在重叠，另外它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没有沟通、配合及控制的制度化路径，人大监督往往由此受到人力、物力及信息的限制而难以取得实效。
2、从左右来看，除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乏协调制度，他们之间的监督关系未完全理顺，权力配置存在失衡，如检察机关既要行使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公诉的职能，又要监督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抗衡手段明显不足。
3、从内外来看，内外监督存在主辅倒置，如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而言，对他们的监督应该以外部监督为主，但是目前在制度上，注重的是其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而其外部监督制度的建立相对较弱。这就形成了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其内部监督为主的现状，然而由于其内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法律监督职权不清，监督职能重叠，上下沟通、配合及控制渠道不通，左右缺乏协调，内外本末倒置，使得我国的法律监督在体制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各搞一套，缺乏系统协调，相关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联系不密切，相互磨擦、相互掣肘，导致整个国家法律监督机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三）法律监督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的规则包括法律监督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两部分。
1、法律监督实体规则的欠缺
我国现行法律监督实体规则存在诸多欠缺，主要体现在对于法律监督权各项权能的完备和细化、监督客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存在空白和模糊。原因在于宪法、法律虽然对法律监督主体的基本职权作了的规定，但由于根本法和基本法受其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细的规定；而对于法律监督客体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督主体权限的不完备和不具体，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随之也出现欠缺，另一方面，虽然在有的法律虽然赋予了法律监督主体某项监督权力，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未规定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导致监督缺乏刚性和权威。
2、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程序是实现法律监督实体权力、达到法律监督目的的途径，法律监督程序完备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而在我国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问题尤为突出，比如，对于人大法律监督程序迄今仍无专门立法，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作系统化的、步骤性的程序安排，也没有明确参与者的程序权利及义务，人大法律监督的在程序上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此有人呼吁：“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缺少的不是权力，而是程序。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启动后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加强人大监督，亟需程序支持。将现有宪法规定的人大监督职权程序化才是当务之急。”
（四）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关系不顺
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集中反映在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不顺，这种不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大对党的监督，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制度上都不存在；二是两者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协调，人大监督依法处于最高的法律监督地位，但在现实中，当其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往往为党的监督所取代或因党的监督介入而不能有效开展。
造成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的主要原因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党领导人大，人大监督党”这是目前人们对人大与党的关系的通行提法。
“人大监督党”是有根有据的，（1）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2）宪法和人大组织法还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法律实施监督权，保障宪法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3）《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党领导人大”则只是对我国政治现实的描述，存在的并不代表都是合理的，这在理论上仍有尚待研究的地方，虽然我国宪法在序言中确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舍此以外，党的权力性质、权力内容，行使权力方式和程序，以及党的外部监督制度等等都没有作相应的立法，党实际上是游离在法律制度之外，党组织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却又超越了国家机关，其权力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却又超越了国家权力。这种没有法律予以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民主法治原则，也不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
党在没有法律具体约束的前提下去领导人大，而作为被领导的人大是受法律约束的，他必须依靠和按照法律去履行监督职能，那么人大到底该依靠和按照什么法律去监督领导者这种没有法律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呢？这显然是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党的机构定位在国家机关体系内，党的领导纳入法制轨道中，党的领导法制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必须迈进的一步，这既能巩固宪法赋予党的领导权，又能使党的领导与宪法确立的民主法治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制度上融为一体。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那么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很难理顺，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自不待言。当然，党的领导法制化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长期过程。
三、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构想
造成我国法律监督机制中存在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要理顺人大与党的关系，其关键问题是党如何在法律体制中行使其领导权和接受监督，真正实现依法治党和依法执政，对于这一政治体制上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二是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不科学，这是本文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笔者正是由此入手，通过对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来构建一个主体明确、权限清晰、整体协调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克服现有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前提
有人认为我国要改变法律监督不力的困境只有靠西医，使用西方国家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来治疗。笔者认为，以三权分立为根本组织原则的议会制和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虽然是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但都属于民主制度，都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基本思想内涵。人民主权思想是近代和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所有个人同意服从国家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 。人民主权基本内涵就是主权在民，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简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应该看到，我国的人民大会制在制度的完善程度上不及西方议会制，但不能由此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从权力结构上来看，与西方议会制政体有着不同的显著特点（或者说更符合效率原则的特点）：
1、从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议行合一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这些机构都要对全国人民代表人会负责并受之监督，这些国家机关没有任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抗衡的权力。这与西方议会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不同。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5号


《甘肃省法律援助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7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7月29日




























甘肃省法律援助条例













2011年7月29日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无偿提供的法律服务。




本条例所称法律服务机构，是指依法注册登记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司法鉴定机构等。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向社会公布。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并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进行监督。




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可以确定由乡（镇）、街道的司法所负责本辖区内法律援助工作。




第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受法律保护，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




第六条　除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可以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外，经济困难的公民有下列事项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因劳动关系请求经济补偿、赔偿的；




（二）涉及虐待、遗弃或者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




（三）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




（四）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




第七条　申请法律援助公民的经济困难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各市（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城乡居民收入状况和法律援助的供求等因素提出，报省人民政府确定后公布实施。




第八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如实载明申请人家庭人口、就业状况、家庭年收入和主要经济来源等情况。




第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下列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免于审查：




（一）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城镇居民；




（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三）养老院、孤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四）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




（五）符合国家规定的优抚、安置人员；




（六）因见义勇为造成人身损害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人员；




（七）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




（八）人民法院指定辩护和给予司法救助的人员；




（九）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的农民工；




（十）途经本省因突发事件或者特殊情况需要援助的人员。




第十条　法律援助采取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意见；




（二）刑事诉讼辩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代理；




（五）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涉及的公证证明、司法鉴定。




第十一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向法律援助人员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




（二）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第十二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及相关情况；




（二）提供合法、真实的证明和证据材料；




（三）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二）发现受援人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不履行义务严重影响法律援助工作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终止法律援助。




第十四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二）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延迟、中止或者终止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有关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受援人隐私；




（四）不得利用法律援助事项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有关规定提出；没有规定的，申请人可以向申请事项发生地、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确定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或者能证明公民身份的其他有效证件，代理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申请人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法律文书和与案件相关的材料。




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确有困难，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有关情况认为确有必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可以决定对其提供法律援助。




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情形的人员，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未按照要求补正或者说明的，视为撤回申请。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需要查证的，应当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核实，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九条　申请事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给予法律援助，由申请人事后补交有关证明材料；法律服务机构也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但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提请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确认：




（一）诉讼、仲裁时效期间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第二十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人的异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为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根据需要可以移送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联合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受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委托事项。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十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起诉书副本、抗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和上诉状等案件材料送交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接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及相关材料后三日内将确定的辩护律师书面回复人民法院。接受指派的辩护律师应当在开庭三日前完成阅卷。




第二十三条　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但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受指派的法律服务机构和受援人双方应当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但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受援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属实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前期提供法律援助所发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一）提供虚假经济困难等证明材料的；




（二）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的；




（三）利用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违法活动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撤销法律援助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告知人民法院和接受指派的法律服务机构。




第二十六条　受援人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仲裁、鉴定费用的，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和鉴定机构等有关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缓收、减收或者免收相关费用。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结三十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及相关材料。法律援助机构接到结案材料并审核后，应当及时足额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核定。




第二十八条　法律服务机构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第二十九条　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或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除律师以外的法律援助人员有上述情形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责令退还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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