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实施《厦门市房屋安全鉴定和防治管理规定》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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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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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东莞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规定》的通知

东府办〔2009〕99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东莞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九年七月三日



东莞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
补偿标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进行，维护被征地集体和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征地拆迁补偿是指市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需实施征地拆迁，并依法给予合理补偿的行为。
本规定所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指依照有关规定程序列入市人民政府近期建设规划或者年度建设项目计划的交通、能源、管线工程、环保、水利、军事、教育设施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市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集体土地征收、地上建（构）筑物拆迁补偿标准适用本规定。
国家或省对大型公路、铁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安置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拆迁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的监督管理工作。
征收集体土地的拆迁补偿工作实行属地负责制，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本镇街拆迁补偿工作的责任单位，负责实施本辖区内拆迁补偿的具体工作。
市拆迁办公室承办本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协调工作。
发展改革、规划、城管综合执法、城市管理、农业、林业、建设、财政、劳动、社保、民政、信访、物价、审计等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保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房屋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五条 根据我市各镇街和园区经济发展水平，以镇街和园区为单位将集体土地划分为两类片区：第一类片区范围包括莞城、东城、南城、万江、松山湖、长安、虎门、厚街、石龙、寮步、常平；第二类片区范围为第一类片区以外的其他镇和园区。

第二章 土地、青苗补偿标准及安置补助


第六条 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第七条 被征收集体土地的面积以经批准的征地红线确定范围为准，地类以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确认为准，青苗补偿按预公告征地时实际种植情况计算。
第八条 征收第一类片区内的农用地按综合平均价每亩8.5万元补偿（只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征收第二类片区内的农用地按综合平均价每亩6.5万元补偿（只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征收未利用土地的补偿标准，参照前款分类标准执行。
第九条 征收已批集体建设用地按相应土地用途补偿。其中宅基地的补偿标准为：第一类片区2000元/ m2，第二类片区1400元／m2；商业用地的补偿标准为：第一类片区3000元／m2，第二类片区2000元／m2；工业用地的补偿标准为：第一类片区450元／m2，第二类片区384元／m2。其他土地按照相应土地用途的评估地价计算补偿费。
第十条 青苗补偿费按照以下标准计算。
（一）荔枝、龙眼树补偿标准（连片种植的按面积量算补偿）：
1、平均树冠每棵6米（含6米）以上的，每亩补偿3.5万元；
2、平均树冠每棵2米（含2米）至6米的，每亩补偿3万元；
3、平均树冠每棵1米（含1米）至2米的，每亩补偿2.5万元；
4、平均树冠每棵1米以下的，每亩补偿0.5万元。
（二）其他杂果（包括芒果、葡萄、李树、柚树、柑橘、柿子、黄皮等）补偿标准：
1、平均树冠每棵5米（含5米）以上的，每亩2万元；
2、平均树冠每棵1米（含1米）至5米的，每亩1.5万元；
3、平均树冠每棵1米以下的，每亩0.5万元。
对于零星青苗的补偿，由镇街在本规定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10%不可预见费中包干。
（三）香蕉：每亩0.5万元。对于零星青苗，由镇街在本规定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10%不可预见费中包干。
（四）林木、竹木：每亩 0.2万元。
（五）青菜、稻谷等农作物：每亩0.2万元。
（六）鱼塘青苗迁移费：每亩0.25万元。
（七）花木场迁移费：每亩1.2万元。
第十一条 下列青苗不予补偿。
（一）政府征地预公告下达之日后栽种的林木、青苗；
（二）天然野生杂木。
第十二条 对被征收土地的农（居）民的安置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由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
征地需要安置的人员，必须是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籍的常住人口。

第三章 建（构）筑物补偿标准


第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
对被拆迁房屋，应按照被拆迁人提供的有效证明权属文件确定的用途和面积补偿。
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原则上不予补偿。
第十四条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拆迁集体土地上合法建（构）筑物的，主要采用货币补偿方式补偿。
第十五条 已建房屋用地的补偿标准，应当纳入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其补偿方式和标准参照本规定第九条。
第十六条 住宅及综合楼（不含建筑占地）主体的补偿标准为：第一类片区1500元/ m2，第二类片区1200元/ m2。
第十七条 首层商业铺面主体补偿标准为：第一类片区4500元/ m2，第二类片区3600元/ m2。
第十八条 框架厂房补偿价格为800元/ m2，砖混厂房补偿价格为600元/ m2，高级钢架结构补偿价格为400元/ m2，附属及简易建筑补偿价格为200元/ m2，并根据厂房已使用的年限进行折旧。
第十九条 住宅及商业铺面装修补偿价格为500元/ m2，厂房装修补偿价格为300元/ m2，附属及简易建筑不作装修补偿。
第二十条 管线迁改方案由建设单位审定，管线迁改由镇街负责实施，但管线权属为省级以上单位的，可由建设单位组织实施拆迁，镇街协助。迁移费由专业咨询公司审核，经市（或镇）财政部门复核后，由征用单位按规定支付。
第二十一条 拆迁私人房屋按每户2万元给予搬迁补助费（含临时安置费等）；拆迁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生产经营性用房造成停产停业实际损失的，可以按照房屋拆迁公告发布前6个月，税务部门核实的税后平均利润（每月）80%给予不超过六个月的补偿。
第二十二条 除本规定以上的补偿项目外，征地拆迁不可预见费按照包干费用总额（扣除按评估补偿价赔偿部分）的10%提取。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市国土资源局会同市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4年6月30日。本规定实施前已经依法作出征地补偿安置或已达成征地拆迁补偿协议的，应当按原协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