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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东北大学等10所学校的管理实施意见
教育部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8〕21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8〕103号）的精神，对原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中
国纺织总会、化学工业部、中国轻工总会、国家建材局等七个部门所属的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吉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中国纺织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无锡轻工大学、武汉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10所学校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日常管理以地方为主，重大事项
以中央为主。为认真贯彻执行文件精神，经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同意，现就共建上述10所学校提出如下管理实施意见：
一、学校的体制
1、10所学校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省级人民政府共建共管的管理体制。教育部和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这些学校的领导，有关地方政府要把这些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纳入到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将这批
学校纳入当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统筹规划之中，继续推进学校深化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国家经贸委及其有关国家局在科学研究、信息沟通、与企业联系、扶持特色专业政策等方面要继续给予关心和支持。
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为基本准绳，尊重并维护学校已有的依法自主办学的权限，并逐步创造条件，促使学校最终实现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二、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和管理
2、学校事业发展规模的调整和总体建设规划，应结合国家及学校所在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由学校提出方案，由教育部审定。
3、学校仍实行面向全国招生，同时应适当扩大在当地招生的比例。其普通本专科生、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来源计划由学校在征求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提出方案，报教育部审批下达。普通本专科生、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年度招生计划由学校提出方案报教育部审批
下达，研究生年度招生计划由教育部下达。
4、学校本专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按照教育部直属高校专业设置的管理办法管理，并按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1998年颁布）〉等文件的通知》（教高〔1998〕8号）精神和其他有关规定办
理。专业设置和调整应主动适应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属学校自主权之外的专业设置和调整，在征求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意见后，连同该意见一并报教育部审批。
博士点、硕士点的增设和调整由学校根据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办理。
5、学校的研究生和本专科生就业建议计划由学校向教育部报送，由教育部审批下达。
三、经费的投入和管理
6、学校从中央财政取得的教育事业经费（含教育事业费、原工交事业费、住房公积金等）和基本建设投资，从1999年起分别由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按商定的数额核拨给教育部，由教育部下达学校并负责管理。学校的国有资产管理由教育部负责。
7、进入“211工程”建设的学校，中央专项资金和由原主管部门承诺的在预算内非经营性投资中安排的配套建设投资，按照原国家计委对其“211工程”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确定的资金渠道和额度，分别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和教育部按原计划下达有关学校。
8、学校与地方所属普通高校一样享有当地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优惠。其中面向学生和教职工发放的补贴部分，有关地方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逐步给予解决。
四、人事与外事管理
9、学校校级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以学校所在省（直辖市）为主，教育部参与。学校校级领导干部的任免以教育部为主，学校所在省（直辖市）协助，具体办法按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的组通字〔1991〕35号文件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国家教委党组联合下发的教党〔1993〕
55号文件执行。
10、学校的事业编制，目前仍按各校经原主管部门核定的编制控制数进行管理，以后根据学校所承担的任务和国家有关规定，由教育部重新核定。
学校的职工人数计划、工资总额计划、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专家的选拔和管理工作由教育部负责管理。
11、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出国、赴港澳台地区以及来华外国文教专家指标等事项由教育部审批，其他出国（境）、来华人员及国际学术会议等各项工作的审批均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购汇人民币限额由教育部直接下达学校。
五、其他
12、学校的党建、思想政治教育、校办产业、后勤服务、审计、监察及其他日常管理工作以省（直辖市）委、省级人民政府为主负责。
13、除本意见已有明确规定，学校在教学、科研以及其它方面的工作均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管理办法由教育部归口管理，对本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由教育部与省级人民政府协商解决。



1999年5月7日
一、法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林语堂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洞识道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几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不断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长期艰辛的努力。就其政治法律属性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即是法治化的过程，缺乏法治化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现代化，是缺失了政治核心构件的现代化，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法治化构成了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另一维度，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表征。法治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又共同构筑了“中国梦”，在这个承载了太多中国人太多想法的大目标中，现代化无疑是关键性的因素。

党的十八大用“两个百年”的目标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前景，目标更加具体明确。现代化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中国梦”逐渐勾勒得清晰起来，现代化也因此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讨论法院现代化的问题，无疑是现实的、必要的、紧迫的，而又是意蕴长远的。法院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是司法对现代化的积极响应，是每个法院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要求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地区五市全面推进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强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将苏南地区建成自主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集聚区、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区、开放合作引领区、富裕文明宜居区和法治建设先导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苏南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江苏省南京市作为苏南地区的首位城市，市委早就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工作目标。“率先”的要求表明南京地区法院有条件也有责任加快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做中国法院现代化的先行者。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于去年提出“现代化、服务型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规划不谋而合，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现代化对法治的呼唤，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平等、公正、公开司法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院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回应，构建现代化法院的任务也因而显得尤为紧迫。


二、以法治思维指导现代服务型法院建设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结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探索出来的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院工作同样离不开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法治原则同样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理念，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指导我们的构建。这是因为在构建服务型法院过程中有太多的可能、太多的诱惑导致我们迷失航向，违背法治原则。我们过去构建实践中的一些偏颇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偏袒一方的保驾护航、实际是服务于局部利益的服务大局、满足不当诉求的信访维稳，凡此种种，显然是对法治原则的背离，是我们在现阶段建设服务型法院必须纠偏的。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依法服务。所谓依法服务，就是要恪守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于法有据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职责范围内的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职能和服务保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法院只有按照法律赋予的权限，严守法律的底线，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党委、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严格依法服务的过程又是对法治原则的最好诠释，对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法院宪法地位，增强全民法治意识，都是百益无害的，本身就构成了对法治的确证。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还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司法不同于立法和行政，其最基本的特性就在于司法的功能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一个个纠纷的解决中得以实现和彰显的，并由此衍生出司法的被动、中立、公开等特征。因此，办好每个案件、化解好每个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方式，是司法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基本样式。这是司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是司法的规律所在，也是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的法理所在。法院干警要做到讲政治、服务大局，最根本的就是要审理好自己手中的案件。我们务必树立执法办案是最好服务的观念，坚持以执法办案为基本的和主要的服务方式。唯其如此，我们的服务型法院建设才守住了法律底线，才体现了司法规律和法治理念的要求，才经得起法治思维的审视。


三、进一步彰显现代法院的服务功能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以自主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司法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司法者如何与时俱进，积极回应公众关切，提升与社会的沟通能力，优化与社会和公众互动的效果也越来越成为紧迫的议题。近些年来，法院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在司法便民利民方面的努力。以诉讼服务中心创设为代表的便民利民举措正逐步显示出积极效应，但诉讼难、诉讼成本高仍然是公众的普遍性感受。一方面，一些法院及少数审判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缺少对当事人应有的关切和必要的指导帮助，某些便民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诉讼程序专业化、技术化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公众参与诉讼的实际能力，在诉讼成为部分群众所不堪或不能的情况下，很难有理由让其对司法做出正面的评价。我们在建设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有必要找准着力点，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潮流，有针对性地整改、化解法院工作中的不足和难题，进一步强化服务观念，进一步加大便民利民的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与社会沟通协调的工作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与公众渐行渐远的问题，从而不断拉近群众与司法的距离，不断提高社会和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笔者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以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促进民众接近司法等为特征的司法改革新动向,把它概括为“世界司法改革的便利化潮流”。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尽管表述方式和分析进路有所不同，但都认同这种改革潮流或趋势。所以，强调现代司法的服务功能，并借此来排解传统司法给民众造成的疏离感，让民众接近司法(正义)，从而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无疑是现代各国的司法共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讨论服务型法院建设，不仅一点不老套、一点不过时，反而是充满了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笔者主张把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不断拉近民众与司法距离的举措上，也正是据于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一言以蔽之，通过强化服务功能，不断迈向法院现代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正遭遇着来自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压力，这是中国法治的特殊精神处境。我们在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窘境。在南京这样东部发达地区城市打造现代服务型法院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面对着以“诉讼爆炸、诉讼迟延”为典型特征的“现代诉讼病”症状。如果说前者是中国问题，后者则是地方特色。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我们无需彷徨，因为这未尝不是我们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前瞻未来的法院制度所可能出现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注意利用传统资源中一些与后现代法院制度暗合的方面(比如强调便民、利民的审判方式以及调解制度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与现代化法院制度之间的耦合。显然，我们有必要依托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现代化”的现代化。诚如是，这便是中国道路、南京经验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