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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02:45:21  浏览:9537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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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中国政府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1992年5月17日 生效日期1992年5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便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发展两国民用航空方面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参加国,
  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之间及其以远地区的航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本协定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局,或者指授权执行该局目前所行使的任何职能的任何个人或者机构;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方面指运输通讯部,或者指授权执行该部目前所行使的任何职能的任何个人或者机构。
  二、“空运企业”,指提供或者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输企业。
  三、“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规定经指定和授权的空运企业。
  四、“航班”,指以航空器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者邮件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五、“国际航班”,指飞经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班。
  六、“非运输业务性经停”,指目的不在于上下旅客、行李、货物或者邮件的任何经停。
  七、“运力”:
  (一)就航空器而言,指该航空器在航线或者航段上可提供的商务载量。
  (二)就航班而言,指飞行该航班的航空器的运力乘以该航空器在一定时期内在航线或者航段上所飞行的班次。
  八、“运价”,指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采用的价格和价格条件,包括提供代理和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价格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和条件。
  九、“航线表”,指本协定附件规定的航线或者根据本协定第十七条规定修改的航线。航线表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二条 授权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规定的权利,以便其指定空运企业在航线表规定的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国际航班(以下分别称为“规定航线”和“协议航班”)。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沿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规定的航路不降停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二)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三)在规定航线上的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地点经停,以便载运来自或者前往缔约一方领土的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地点上下前往或来自第三国国际业务的权利,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第三条 空运企业的指定和许可
  一、缔约一方有权书面向缔约另一方指定一家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并且有权撤销或者更改上述指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者其国民。
  三、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可要求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其证明,该指定空运企业有资格履行根据法律和规章所规定的条件,这些法律和规章是该当局在通常情况下,在经营国际航班方面合理地予以实施的。
  四、在不违反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指定后,应立即发给该指定空运企业以适当的经营许可,不应无故延误。
  五、空运企业一经指定并获得许可,即可在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的日期,按照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开始经营协议航班。

  第四条 撤销、暂停或者附加条件
  一、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缔约一方有权撤销或者暂停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者对该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三条规定的权利附加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缔约一方对该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是否属于缔约另一方或者其国民有疑义;
  (二)该指定空运企业不遵守缔约一方的法律和规章;
  (三)该指定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本条第一款所述的撤销、暂停或者附加条件必须立即执行,以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和规章,否则这种权利只能在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五条 法律和规章的适用
  一、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飞行的航空器进出其领土或者在其领土内运行和航行的法律和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的航空器。
  二、缔约一方关于旅客、机组、货物或者邮件进出其领土或者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章,例如关于入境、护照、海关和检疫的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的航空器所载运的旅客、机组、货物和邮件。
  三、对直接过境、不离开为直接过境而设的机场区域的旅客、行李和货物,只采取简化的控制措施。

  第六条 运力规定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享有公平均等的机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
  二、在经营协议航班方面,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的全部或部分航段上经营的航班。
  三、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与公众对规定航线上的运输需求保持密切联系,其主要目的应是以合理的载运比率提供足够的运力,以便满足目前和合理地预测到的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旅客、货物和邮件的运输需要。
  四、在指定空运企业的缔约一方以外国家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上下旅客、货物和邮件,应根据运力须与下列各点相联系的总原则予以规定: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一方领土的运输需要;
  (二)该协议航班所经地区的运输需要,但应考虑该地区国家的空运企业所建立的其他航班;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第七条 商务安排
  一、运力、班次、机型和班期时刻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二、业务代理和地面服务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根据运输需要申请在规定航线上进行加班飞行。加班飞行的申请至迟应在计划加班飞行之日三天前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提出,获准后方可飞行。

  第八条 运价
  一、缔约双方领土间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利润和航班特点(如速度和舒适水平)。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如有必要和可能,可与在相同航线或者其部分航段上经营的其他空运企业进行磋商。这样商定的运价至少应在其拟议采用之日六十天前提交各自航空当局,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后生效。在特殊情况下,根据上述当局的协议,这一期限可以缩短。
  三、对运价的批准应当明确,或者,如缔约任何一方航空当局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收到申请后三十天内没有表示异议,则应认为运价已被批准。如根据第二款规定,申请期限缩短,航空当局可以同意发出不予批准通知的期限可少于三十天。
  四、如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不能就上述运价中的任何一项达成协议,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通过协商,确定运价。
  五、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根据本条第二款就运价的批准达成协议,或者未能根据本条第四款就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则应根据本协定第十六条规定提交缔约双方解决这一问题。
  六、根据本条规定制定新运价前,已生效的运价应继续适用。

  第九条 提供技术服务和费率
  一、缔约一方应指定在其领土内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所使用的主用机场和备用机场,并向该指定空运企业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包括技术设备及其他设施和服务)、通讯导航设备以及其他附属服务,应按照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规定的公平合理的费率付费。这些费率不应高于对从事国际飞行的其他国家任何空运企业使用类似设备、设施和服务所适用的费率。

  第十条 关税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国际航班的航空器、以及留置在航空器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包括发动机)、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在互惠的基础上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但这些设备和物品应留置在航空器上直至重新运出。
  二、除了提供服务的费用外,下列设备和物品在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或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装上航空器的专供飞行国际航班航空器使用的正常设备、零备件(包括发动机)、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即使这些设备和物品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部分航段上使用;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为检修或维护其飞行国际航班航空器的零备件(包括发动机)。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客票、货运单和宣传品,在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四、本条第一、二款所述设备和物品,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这些设备和物品应受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直至重新运出,或者根据海关法规另作处理。
  五、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和另一家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享有同样豁免的空运企业订有合同,在该领土内向其租借或者转让本条第一、二款所述设备和物品的,则也应适用本条第一、二款的豁免规定。
  六、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的下列物品,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和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关税及其他进口环节的税捐:
  (一)办公用品;
  (二)办事处自用车辆;
  (三)机场内的专用车辆;
  (四)用于在市内和机场间运送旅客、机组人员及行李的车辆(不包括小轿车);
  (五)包括零备件在内的电子订座和通讯设备。
  七、直接过境的行李和货物,除提供服务的费用外,在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第十一条 代表机构和人员
  一、为了经营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有权在对等的基础上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派驻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为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上述工作人员应遵守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规章。
  三、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效地经营航班提供协助和方便。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国际航班上的机组人员应为缔约一方国民。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国际航班上雇用任何其他国籍的机组人员,应事先取得缔约另一方的同意。

  第十二条 税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从事国际运输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取得的收入和利润,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财产,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人员如系该缔约一方国民,其取得的工资、薪金和其他类似报酬,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第十三条 收入汇兑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互惠的基础上,有权将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得的收入汇至缔约一方。
  二、上述收入的汇兑应用可兑换货币,并按结算当日适用的有效汇率进行结算。
  三、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收入的汇兑提供便利,并应及时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 航空保安
  一、缔约双方重申,为保护民用航空安全免遭非法干扰而相互承担的义务,构成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缔约双方应特别遵守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在东京签订的《关于在民用航空器内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以及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规定。
  二、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以防止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和其他危及民用航空器及其旅客和机组、机场和导航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以及危及民用航空安全的任何其他威胁。
  三、缔约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的、作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并对缔约双方均适用的航空保安规定和技术要求。缔约双方应要求在其领土内注册的航空器经营人或者主要营业地或者永久居住地在其领土内的航空器经营人遵守上述航空保安规定。
  四、缔约各方同意可要求其航空器经营人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停留时遵守缔约另一方制定的航空保安规定和要求。缔约双方保证在其领土内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在登机或装机前和在登机或装机时,保护航空器的安全,并且在登机或装机前,对旅客、机组、行李、货物和机上供应品进行检查。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提出的为对付特定威胁而采取合理的特殊保安措施的要求,应给予同情的考虑。
  五、当发生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或者以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相威胁,或者发生其他危及民用航空器及其旅客和机组以及机场和导航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时,缔约双方应相互协助、提供联系的方便并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以便迅速、安全地结束上述事件或者以上述事件相威胁。

  第十五条 资料的提供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根据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向其提供审查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的运力所合理需要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应包括确定该指定空运企业在协议航班上所载的业务量所需的全部资料。

  第十六条 协商
  一、缔约双方应本着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的精神,保证本协定各项规定得到正确的实施和满意的遵守。为此,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经常互相协商。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就本协定进行协商。这种协商应尽早开始,除非另有协议,至迟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

  第十七条 修改
  一、缔约任何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本协定或者其附件的任何规定,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可在航空当局之间进行,也可以书面形式或会晤进行,并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求之日起九十天内开始,除非缔约双方同意延长这一期限。
  二、经过本条第一款所述协商而商定的对本协定或者其附件的任何修改,应在通过外交途径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十八条 解决争端
  一、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实施和解释发生争端,可先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设法通过谈判予以解决。
  二、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不能就上述争端达成协议,此项争端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九条 终止
  缔约一方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向缔约另一方通知其终止本协定的决定。本协定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除非在期满前经缔约双方协议撤回该通知。

  第二十条 生效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下列代表,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注:航线表(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蒋祝平              基吉纳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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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德力格仁贵 山西赵煌律师事务所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维权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民事主体因人身权受到侵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式对其遭受的损失特别是精神损害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是目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很完善,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文试从精神损害制度的立法体系、适用范围、请求主体以及赔偿数额标准等几个方面进行浅析,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精神损害 适用范围 发展完善
一、精神损害的内涵和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 精神损害的内涵
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成果的总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精神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 法律上的精神,主要指精神活动,并且是与精神损害(赔偿)相联系的,它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活动以及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更多的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及其与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志的关系。而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
精神痛苦主要是指公民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等导致公民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焦虑、不安、悲伤、抑郁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指公民、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造成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对自然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身权及其他民事权益进行不法侵害,造成自然人的精神损害(包括肉体痛苦、精神痛苦),损害后果严重,因此由被告承担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二)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更进一步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和精神利益的保护。首先,有利于抚慰受害人。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倘若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金,有利于缓和、解除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受损害的感情,从而逐渐减轻、消除给受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利于恢复其身心健康。其次,有利于惩罚侵权人。责令加害人给受害人以适当的财产补偿,这本身就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惩罚。绝大多数正常人明知侵权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会愿意支付抚慰金,而且支付抚慰金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承担责任者的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状况。这种惩罚力度的大小,则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损害程度、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侵权行为的情节以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有关。同时这种赔偿可以引导加害人尊重他人的权利,教育其更好的遵纪守法,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与他人和谐相处。再次,有利于教育公民。责令侵权者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无论是对加害人本人还是对其他社会成员都具有警戒和教育作用。“这将从另一方面发挥侵权行为法的社会功能,防止并减少损害他人人格、人身权的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而达到保护人格权的目的。” 最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是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起步较晚,1986年的《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奠定了一个里程碑。《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是第一次已成文法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某些精神性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金钱赔偿。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0条进一步确认了精神损害赔偿。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人格意识的觉悟,各种请求人格权保护的案件越来越多,《民法通则》第120条不适用也越来越明显。我国采用司法解释对此条内容进行扩充。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不但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扩大了精神损害的范围,而且对精神损害的请求人的适格条件与人民法院的管辖受理也给予明确的规定。但是,《民法通则》、《解答》都是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而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没有得到凸显,对人身自由权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更是空白。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第43条又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25条规定,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这里以“人格尊严”即一般的人格权取代具体的人格权,并首次规定对“人身自由权”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
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做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立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主体、范围、规则又作出了更详尽的规定,但仍有诸多不足。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1、《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排除了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人格权遭受侵害为由,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解释》第5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王利明先生认为法人是社会组织,是法律拟制的人格,没有生命和精神可言。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实际上,侵权行为侵犯公民、法人的人身权,最终会导致其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因此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直接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且是赔偿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失。“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虽然不能产生生理上的痛苦,但法人可能因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受到损害,造成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利益是民事主体人格的基本利益所在,否定法人与精神损害,就等于否定法人的人格,其结果必然使法人本身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因此法人基于这种人格利益、身份利益所受损害,导致的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当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同样法人以外的其他组织按照法律规定也享有其名誉权等人格权利,也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而不能以人格权是以人身为内容为直接目的的民事权利为由决绝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2、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悖于法的基本精神。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彭万林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操作和执行。”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上的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允许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而且这样的规定造成了人身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严重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物质赔偿,而那些人身权益受到侵害远轻于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却能够得到赔偿,甚至是巨额赔偿,这显然不合情理。
3、《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只是根据一些因素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加以规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幅度。这样给法官自由裁量时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一方面可能达不到抚慰受害人、惩罚加害人和警戒公众,还有可能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法官们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或法官手中所掌握的案件判例酌情而定,很难与实际受损害的程度相联系,甚至同一案件的一审和二审判决所确定的数额反差巨大。例如,1998年上海公民钱某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因脱裤搜身侵害其名誉权案,原告索赔5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判赔25万元,二审法院改判为1万元。三个数额相差巨大,令人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和数额心存疑虑。完全凭借法官的自由裁量,确实该具体操作增加了技术难度。加之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又参差不齐,必然导致对同一案件活着相同案件,不同法院或法官会判定不同的赔偿数额,甚至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现象,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平或裁判不当。
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的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要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要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 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体系
1、 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所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个很
不成熟的法律制度,主要依靠司法解释予以完善。实际上,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专设精神损害赔偿编,对各类侵权致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进行细化、归类,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
2、 对《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进行修改,并完善有关物质性精神损害赔
偿的法律规定,避免出现法律对物质型人格权和精神型人格权保护方面的冲突,形成完备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体系,以体现法制的统一。
(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1、 把法人和其他组织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
这是因为,否定说具有致命的弱点,将其作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从平衡法人责任的角度看,不能因为法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强于自然人,就降低对其正当权利的保护。法人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其他法人及自然人侵权行为的挑战,是否赋予法人精神损害请求权成为保障法人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杨立新认为,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虽然不存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精神活动,但存在保持和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若不许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实际上是对法人人格独立的否认,因此与立法精神不符。关今华认为,法人虽非一种有生命机能的组织体,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虽然不会因侵权造成“心灵创伤”或“内心痛苦”,但是法人不是“虚无主义的产物”,而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从其组成人员来看,法人是由许多具有生命和思维活动的自然人所组成,它是由若干决策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如果企业法人的名称被假冒,名誉、荣誉被玷污,就会使企业造成签订合同被解除,已销售的产品被退回等不应有的损失,这必然会严重挫伤法人决策人员的决策情绪以及对职工、劳动生产的热情等造成精神上的损失。这种精神上的损害与对公民个人实施精神损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否认这种对法人的精神损害并拒绝予以赔偿,则不利于维护法人的合法权益。 从现实意义来看,现今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环境没有净化,竞争却日趋激烈,各种市场主体在竞争过程中,有的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客户,由此引起侵害法人人格权而提起的诉讼逐年增多,这些侵权,轻者导致法人名誉受损,重则迫使法人停产倒闭。金钱赔偿精神损害非但不会减损人格价值和产生其他负面作用,反而可以提高对其精神利益的保护力度。
2、 应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中
目前司法界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是抚慰作用,犯罪分子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最好的抚慰,所以也就不需要再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了。第二种认为我国目前经济不够发达,被告人往往是贫困缘故而实施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无经济赔偿能力,或者因被告人判处徒刑收监执行无经济收入等,法院即使判了,也等于“法律白条”。
我认为,首先,对被告人仅科以刑罚不能完全使被害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很显然,不能以被告人已受到刑事处罚为理由而否认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对犯罪人定罪处罚已足以抚慰被害人所受的精神创伤,被害人可以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私权利,权利人有自由处分的权利。是否放弃应由被害人自己选择,法律不应否认被害人就精神损害而要求赔偿的权利。例如在故意杀人、重伤害等恶性事件,如果对被告人处以极刑,很可能使被害人精神完全得到慰藉,被害人也不可能再向被告人(已处极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若判处在被害人心中认为较轻的刑罚,就应该赋予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慰藉被害人的心理创伤。
其次,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一种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 比如说,过失致人死亡的被告人,被判处二年缓刑或三年实刑,其向国家承担了责任,法律给予了否定性评价,但对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却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对受害人造成的身心伤害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抚平,只有用金钱赔偿损失也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再次,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体系一致性的基本需要。民法和刑法是两大基本法,两个法律的地位是同等的,因此不能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定民法的规定。对一个人的行为追究了刑事责任,仍不可排除追究民事责任的可能性。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当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及其司法解释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在“物质损害”,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立法上缺乏协调一致所造成的自相矛盾。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是民事诉讼,它所要解决的是问题是民事损害赔偿,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即依附于犯罪行为,从属于刑事诉讼,但实体上仍应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虽然二者的性质存在差别,但二者是统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的,应当体现法律的一致性。不同的诉讼途径应当达到同样的法律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简化程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优点。
最后,经实践证明,在许多案件中,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国家公权力惩罚的情形下,这种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所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也是法律上公平的体现。因此,建议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一定要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立法中,这样有利于缓和和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特别是在过失性伤害案件中,加害人坐牢对受害人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用民事赔偿抚慰被害人。
(三)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相对量化之建议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国外只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表格定额赔偿法。日本对交通事故、公害等赔偿采用此法,即将精神损害进行等级划分,制定固定的赔偿表格,对每个精神损害的级别确定不同的标准,法官在审理时只要查表就可以确定赔偿数额。2按日赔偿法。丹麦曾经规定,侵害人对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每日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5丹麦克朗,对其他病人每日支付7.5丹麦克朗精神损害赔偿金。3.限定最高额赔偿法。即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在此数额下,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自由心证酌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采用。4.分类计算赔偿法。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采用此法,即将损害按项目进行分类,再依项目分别计算出各自的赔偿数额,最后将各项数字相加得出赔偿总额。5.自由心证法。即不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也不设立最高赔偿数额,完全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以自由心证的方法得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荷兰、希腊、葡萄牙等国家采用此法。” 。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2)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所以往往出现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在受理同类案件时其结果都不一致。还有些性质相同、情节相似、后果也相类似的案件,其赔偿的差距也很大。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标准,结合我国国情,由司法部门制定一个参照标准,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1、 根据不同的侵权类型分别制定不同的赔偿标准。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的标准时必须对不同类型的精神损害区别对待,根据其不同特点,确立不同的规则,制定出相应的赔偿数额标准,最后酌定总的赔偿金额,从而克服法官酌定赔偿法的弊端,使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立更加准确。
2、 在同一种类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制定一个量化参考表。
主要是根据受害人的损害或痛苦的具体情况以及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幅度表,例如在1000-10万元之间具体细化, 以预期收入平均数为基准进行计算,可以参照关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统一以受害人所在地的可支配收入为依据进行计算。
3、 法官根据量化参考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以精神损害赔偿参照表为依据,由法官综合考虑诸因素,酢定决定一个赔偿数额。首先应考虑的是受害人的受伤害程度,因为精神损害赔偿与其他损害赔偿一样,首要功能就是抚慰和补偿受害人的损害。受害人的损害具体包括原告在受到伤害前的基本收入能力,原告在受到伤害之后收入能力降低的程度(以百分比表示),这种收入能力降低情形将会持续的时间长短等情节。其次是受害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是侵权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与次数、行为方式、持续时间长短、影响面大小等具体情节、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以及侵权人的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这是对侵权人主客观方面的综合评价。
总的来说,要加大对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赔偿力度,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结语]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我国,在立法上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大势所趋,是势在必行的,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所必须的制度保障,也是尊重人权、重视人权的需要和手段,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的意义。

鞍山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

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


鞍山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

鞍山市人民政府令第81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我市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保持社会稳定,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政府对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差额救助的社会救济制度。是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失业救济金标准等保障办法相结合,保障我市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权益的救济制度。

第三条 凡户籍在本市市区并在本市居住的城市非农人口,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以企事业单位、家庭、个人保障为主,政府救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第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职能部门,财政、劳动、工会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配合民政部门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工作。

第二章 保障标准

第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铁东区、铁西区、立山区、千山区月人均为150元;海城市、台安县、岫岩满族自治县标准由县(市)政府自定。

第七条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经有关部门核准后发放和补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八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关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保障对象

第九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2、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3、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第十条 家庭收入确定范围;家庭成员的各类工资、离退休费、失业救济金、下岗人员基本生活费、奖金、津贴、物价补贴、生活补贴;接受馈增、财产继承收入、因抚养赡养关系所得收入;失业人员通过劳动和其他渠道获得的收入;其他收入。

第十一条 在计算从业人员工资收入时,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按实际工资计算。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下岗人员、无业人员,劳动所得和实际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即176元)的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计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的按实际收入计算。

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自谋职业、自食其力。工商、税务、教育、城建等部门要为其提供政策上的优惠。

第四章 保障资金的来源及监管

第十三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原民政对象、无业人员、失业人员和区属以下企业在职职工(含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由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百分之五十;市属企业在职职工(含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由市财政承担。两级人民政府要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专款专用、专帐管理。每年年底前由各级民政部门提出下一年的用款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预算,定期拔付,年终编制决算,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保障资金的使用要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检查、审计及社会监督。

第五章 保障资金的审批和发放

第十五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申领过程中的调查、审核、上报、发放等工作,由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民政部门指导下实施。

第十六条 凡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由户主向所在居委会申请。审批程序如下:
1、 无业人员(三无对象、失业人员)由户主本人提出申请,居委会初审,街道办事处复核,区民政局审批,报市民政局备案。
2、 在职职工(含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由户主本人提出申请,居委会与所在单位初审,街道办事处复核,区民政审批,报市民政局、市劳动局特困办和市总工会备案。
经批准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员,发给《鞍山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街道办事处按月发放最底生活保障金。对已享受保障金并要求继续享受保障金的,每季度应提前向居委会提出申请,否则视为自行放弃享受资格。

第十七条 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要建立公开办事制度,要坚持公开、平等、民主的原则,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每季度对保障对象审核一次,及时调整。审核结果以居委会为单位张榜公布。

第十八条 对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员,其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并收回《鞍山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第十九条 申请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员应接受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监督管理,如实反映家庭收入情况,不得隐瞒、少报、漏报。违者一经查出,立即追回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第二十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营私舞弊以及截留、挪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由本单位或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各县(市)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于1998年底前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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